[内容提要] 中医药的内在科学性和临床救人的实在性，是需要悟入精研和大量临床才可确信的。不幸在其发源地，如今悟入精研者太少，大量临床者过稀，从而加速了中医药学的全面萎缩，导致了严重的中医药信仰危机。本文针对国内中医药决策界、管理界、临床界、教育界、学术界和出版界，分别揭示了一直存在的关乎中医药的各种弊端，并提供了相应的意见，直言不讳，堪视为医界“公车上书”。
[关键词] 中医药；决策界；管理界；临床界；教育界；学术界；出版界；进言
序 言
“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虔诚的对待。”德国学者波凯特（Manfred Porkert）说，“从19世纪到现在完全没有作出决定性的努力，按照中医本来面目，评价并确定中医的价值”，“目前中国的传统医学所面临的困境是某种误解的结果”。
的确如此。自从踏入岐黄医界“出手即效快救人”这么些年来（1998年正式大面积接治病人），经过了一系列深刻的体悟、痛彻的感受和广泛的见闻与冷静的思考，对中医药作用的非凡和地位的卑贱，真产生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味道。其痛苦，周围无人能解。遂常痛心默念“无人会，登临意”，并想见古人当年是如何“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
总想要发表点什么，真的如脔在喉，不吐不快。1998年初，就曾写过一文《如何改变中医的命运》，看来至今还远未过时。由于不便言说的原因，一直都没有谁愿意和敢于发表。2000年初，又想写一篇《中医的真实现状》，打算从医学决策界、管理界、临床界、教育界及学术界和出版界等各个部门及其层面的严重弊端，来充分揭示岐黄中医太令人忧虑的真实现状。但由于所涉及者，皆非同小可，而自己身份本又低贱卑微，故虽有业师鼓励，终究未敢下笔。今天因缘成熟，终于一气呵成写来，并名之于《一个岐黄医人的“公车上书”》, 算是以卑微之身壮着“蛇”胆作一个交待而了了愿。
中国十九世纪清末政治界好象就曾有过一次著名的“公车上书”，最后注定以失败而告终。在中医的存在早已到了需要挽救的地步的本世纪今天，吾人不避卑微僭越之嫌，凭着一颗赤子丹心，以阿基米德支起地球的勇气，而作岐黄医界的这一“公车上书”，能否引起重视和采信？没有把握。未抱奢望，唯求无愧于心而已。
一、对 于 中 医 药 决 策 界
1、要从世界战略的高度，来提高对中医药价值的认识。我国加入了WTO后，我们感觉世界一体化进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发展，不料却发觉医学上我们一直恩宠有加、呵护备至者，原来还是人家的孩子，并不归属于我们。据说，我们现有西药产品97%以上都是仿制品，没有自主产权（张世臣《WTO与中药现代化》、陈军等《加入WTO中草药（复方）发展前景述略》、洪净等《中药现代化产业的地位和作用（Ⅱ）》、诸国本《建设中国特有的中医药管理体制》）。我们诚惶诚恐，不敢把西医药展示于世界。我们已习
惯所用的，几乎全是别人的，我们基本一无所有。若有，也基本只是拾人牙慧罢了(在药上, 西药青蒿素或许算个例外)。我们自己全权所有的东西，我们倒确实久违地冷落和生疏了。我们不曾意识到，这是祖先对我们的最大恩惠，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重大贡献。有言说，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中医药才真正是我们应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
2、要从中西医对比的角度，来提高对中医药价值的认识。活的人体是宇宙间最为复杂而神秘不可思议的一种，决非如西医解剖台上一具尸体那么直观简单，西医作为西方传统医学，对其认识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一切。人类的认识总是多样化的，我们的思维不应当习惯于非此即彼、认此非彼。事实上，连很多外国人都反而比我们某些人知道中医药的真正价值。德国学者波凯特（M•Porkert）道：“中医 —— 让我说出来叫你们大吃一惊 —— 除了还有一点原始和伪科学的残余外，大部分是精密科学。”（岳凤仙、陈晶岩著《中药现代化》）。中医药正是如此。仅从当今国人的身心保健和疾病治疗看，中医药的作用也决不是看似已够发达了的西医药所能够完全替代的。对此，非中医临床家很难清楚。清末西医传入之前，国人数千年的生息繁衍、病除体健，就是中医药独展其功。至于后来被讥为“东亚病夫”的时代，“千村薜荔人遗矢”，“华佗无奈小虫何”，那不是中医技术的原因，而是国家政治的原因。历史上，中医也曾为政界任宰的羔羊而惨遭摧残，其中曹操之杀华佗开遗痛千古之端。今天，中医的开头破腹、刮骨理肠，还得中西医“结合”，甚至干脆拱手全部让给西医来做。不为我所用就杀了你毁了你，何其残暴的政治！至今尚有余绪。重庆佛学院一位视我为弟子的唯识大家曾有过不凡的“良医”梦，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痛心疾首道：“1983 — 1987年间，我在成都，登门求治者大有其人，疑难症治愈者达200余人。于是，有人‘眼红’了，多方设法要我服从于他们的‘网罗’下，要我在他们的所谓‘研究所’、‘医院’乖乖地就范。我不愿意，便在‘行医证’上卡我的脖子。所谓由官方卫生部门考选的‘中医考试认定’， 也是操在此辈手里。……于是，我的‘良医’之梦也淡然了。”今天的决策者，是否应当反思？
3、要从近现代中医生存斗争和艰难发展的历史，来反省对中医药决策的得失。清末，随着西方的船坚炮利迅速打开中国封闭保守的大门，一些传教士把西医药学也带了进来，显示了异域先进的技术与文化，使中医界人大开眼界，并试图中西医“汇通”。但是由于中西文化背景差异太大，终于汇而未通（至今所谓的中西医结合仍是结而未合），其中本有严重“缩阳”症者，则陷入了“中医若存无天理，中药若亡无地理”的废医存药歧途（遂出现以西医理论为头身，以中医处方为手脚的著作，至今尤多 —— 这就算中西医“结合”了）。而一些政治改良主义者，尤其是一些政治革命家，在连续不断的政治大变革时代，总是要彻底地否定旧政治、旧传统、旧文化。矫枉过正的结果，中医深受其害。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国民党政府和北洋军阀政权一直独尊西学，罢黜中医，硬使中西医的学术论争带上了政治色彩和政治压力。中医界有识之士为求生存，自立自强，群起抗争，于1929年形成高潮。抗争内容包括争取中医的行医权、教育权、合法经营权。归总两条：一是争取中医和西医的平等对待；二是争取中医独立自主的行政管理权，反对中医从属于西医。解放后，卫生部门仍深受“医学革命”旗手的影响，披上马克思主义外衣，制订了一系列歧视、排斥、限制甚或取消中医的措施。党中央虽及时发现而有所遏止，却至今流毒未尽,阴魂未散。县级没有独立行政的中医药管理机构，致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被悬空成了“高位截瘫”，而民间中医更惨遭“屠戮”，生存不保，尤为明证！(咱们重庆市中医管理局成立了又被撤消, 中医在新直辖市之受轻视可知)
4、要从当前中医药的整体现状，来考虑随后对中医药发展的决策。当前，由于中医药管理机构的不健全，不能从上到下一以贯之地进行自主管理，中医药的从属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总的还是西医卫生部门在“代管”中医，别说县级没有专门的中医药管理机构，就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独立不了，还属国家卫生部“合理代管”，中医药管理机构始终“分工不分家”地“寄人篱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居然必须得由卫生部一位副部长兼）！中医界在表面热闹如理论研究整理、文献著作出版、一个接一个的学术会议等的背后，后继乏人、后继乏术的状况依然严重存在，尤其临床普见萎缩，看不见原汁原味的中医，显不出中医药应有的生命力。主流科班中医患上了严重的“缩阳”症，在提倡吸收现代科学和中西医结合的名义下，早已出现严重偏离中医药实质根本的趋向，中医药早已被粗暴地简单庸俗化。民间非科班中医自古以来，都是中医药生命力之所在，但是由于今天的歧视、打击和压制，总体已显得满目疮痍、气息奄奄。中医的振兴与发展，光靠《宪法》一句“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远远不够，靠某个权威领导心血来潮的某个批语或指示，更是不够，必须要有一部能明确表达全体岐黄医人而非中西医“结合”者意愿的《中医法》，中医药诸多令人忧虑的历史问题和现实状况，方有彻底改变之希望。
岐黄本是一奇葩，疗病效宏原非差。
近代因故患缩阳，不堪回首遭高压。
愧对祖先子孙骂，妄自菲薄要败家。
亡羊补牢犹未晚，中医振兴应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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