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遭贬谪坚持真理不变
1930年6月，李立三提出把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当作中国革命决定胜负的关键，并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这一计划传达到红三军团，当时上上下下，无不群情振奋，踊跃响应。
黄克诚听到传达以后，却有另外一种心情。他从南昌起义后的斗争实践中体会到，单靠打几座城市求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只有像毛泽东那样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方可逐步发展壮大红军和革命力量，进而夺取一些城市。想到这里，他给军团长彭德怀写了一封信，陈述了现在不能去攻打大城市的理由。
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进岳州城(即今岳阳市)，未及停留，乘胜向东扑向平江，守敌弃城逃走。一些同志提出按中央部署，暴动夺取长沙、武汉的主张。黄克诚在会上发表了反对攻打大城市的意见，和会上多数同志唱了反调。他强调说，目前我们根本不具备夺取长沙、武汉的条件；而只能采取游击军事行动，设法把长沙守敌引到城外歼灭之，若打胜了可相机占领长沙，用此种做法来达到扩大政治影响和扩军筹款之目的。
黄克诚讲了上述意见后，立即遭到与会同志的严厉批评，说这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领导认为黄克诚的思想状态已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就撤销了调黄克诚担任纵队政治委员的任命，决定让他继续在支队工作。
平江会议刚结束，长沙守敌何键所部就逼近平江。彭德怀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把主力移到平江南二十里之晋坑就敌。我军将敌击溃后，继续追击到长沙城外。敌人以为我难攻长沙，就派出一支部队向城外出击，待其出城不久，红八军即迂回到其侧翼，将该敌大部歼灭，残敌掉头向城里逃跑，我军紧追不舍，尾敌猛追入城。经过激烈战斗，我军随即占领长沙。这就是我军第一次打长沙，时间为1930年7月28日。
部队撤离长沙后，8月间到长寿街进行整编。由于黄克诚多次直言不讳 ，发表了不同意见，被认为“右倾”，就调他到第八军四师三团任政治委员。
1931年苏区肃反扩大化时，黄克诚先是对上级指示深信不疑，在部队中也扩大化地进行了肃反，错捕、错杀了一些党员和干部。但是随着第三师政治部几个他非常了解的好干部也被当做AB团抓捕，他很快觉得这样做是错误的，即转而抵制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保护了一些干部。由于他曾气愤地指责肃反委员会滥杀无辜，错捕错杀好同志，并同他们大吵了一通，肃反委员会就怀疑他有问题，说他是AB团分子，于是决定把他抓起来进行“审查”。彭德怀知道后出面干预，责问为什么把黄克诚抓起来?肃反委员会当然拿不出他是AB团的证据，就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说，如真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批判斗争嘛!怎么能用抓捕办法处理呢?这样，黄克诚才被释放出来。
1932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提出集中主力红军夺取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方针，并指示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对此，黄克诚很不赞成，他先直截了当地向上级建议取消打赣州的计划，没有被采纳。又先后在攻打过程中，两次建议撤退，结果被指责为对抗中央路线，“右倾机会主义”。他不服，在会上与批判他的人进行激烈争论。部队过了赣江后，一边行军，一边继续组织批判。黄克诚坚决不服，据理力争了一路，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当他得知毛泽东也不主张攻打赣州时，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当时，红五军政治委员贺昌找他谈话，试图说服他认错。他明确表示，现在不服，将来也不服，不打算认错，准备再争论20年。尽管如此，他与贺昌之间的关系还是密切的。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批评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把多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要求红军在敌人合围之前就去粉碎敌人的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会议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到后方做政府工作。黄克诚认为，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方针是正确的，撤去毛泽东领导职务，他怎么也想不通，多次说“历史会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
宁都会议之后不久，红三军团政治部在广昌召开干部会议，集中对黄克诚进行批判。会后，黄克诚被调到红三军团政治部任宣传部长，一个星期以后，他又被调到教导营任政治委员。1932年底，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贺昌又回到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这时又把黄克诚从教导营要回来，任命他为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黄克诚与贺昌重新在一起工作后，双方争论仍然存在，谁都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但革命工作还相互配合，不受影响。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和红军进行第五次大“围剿”。黄克诚对“左”倾领导人的错误的军事指挥十分不满，多次向上级提出要求和建议，应该恢复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说只有毛泽东的正确指挥方可力挽狂澜，救苏区于未倒。教条主义领导者说：“黄克诚右到了极点，顽固不化”，但黄克诚仍气愤地说：“没有毛泽东的正确指挥，单靠那几个用洋书本指挥的人，反‘围剿’斗争断难胜利。”
1934年4月21日，博古、李德等以中共中央名义下达了保卫广昌的命令，声言要“御敌于国门之外”，“要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广昌”。李德要求我三军团守备队(系我战斗序列之支柱)，“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袭击之下支持着”，以消灭敌人之有生力量。黄克诚坚决反对这种打法，拿起电话找到彭德怀军团长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彭德怀也与黄克诚看法相同，对李德等人说，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李德根本不听。命令当然还得服从，从4月10日打到4月28日，广昌还是失守了，黄克诚清点自己的部队，痛心极了，有一个营只剩下11个人，同志们的血白白流在这片土地上了。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新取得了党与军队的领导权，黄克诚非常高兴。他也再次被任命为红三军团第四师的政治委员，1937年1月他又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长。
与领导虽曾意见相左
顾大局一一妥善处理
1940年10月10日，黄克诚率领的第五纵队与陈毅率领的新四军北上之先头部队，在盐城、东台间的白驹镇胜利会师，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打通华北、华中联系的通道和打开苏北抗战局面的任务，粉碎了国民党妄图把我军限制在黄河以北的阴谋。
黄桥作战后不久，中原局及华中总指挥部意图乘胜攻占曹甸，一举把韩德勤顽军消灭，再西援皖东。黄克诚反复思考后，提出暂时不宜攻打曹甸的建议。黄克诚认为，从苏北斗争形势看，我军刚刚到达淮海、盐阜地区，根据地内部很不稳定，土匪、特务、地主武装到处骚扰暴乱，当务之急应是消灭匪顽，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先把脚跟站稳，再相机解决韩。再者，打曹甸与黄桥作战不同，韩德勤新败，退守老巢，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同顽固派斗争的原则考虑，我应站在自卫立场，不宜主动进攻；从军事上看，在水网地区攻坚作战，对我十分不利，第五纵队官兵多为北方人，也难很快适应此种作战。
在华中局及华中总指挥部一再坚持下，中共中央在11月19日批准了攻打曹甸和车桥的计划，遂由华中总指挥部直接指挥此次战役。黄克诚尽管思想上不同意，并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但按照组织原则，服从上级决定，坚决执行总指挥部的作战命令，率领战斗力最强的所属部队参加攻打曹甸和车桥的战斗，并向华中总指挥部建议增调新四军主力以加强攻击部队。于是新四军第一、第二纵队会同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在1940年11月29日开始对曹甸实施攻击。
曹甸是宝应东水网地带一个较大的镇子。镇子外面有土墙，墙面筑有碉堡，墙外有水壕，水深三至四米，宽有七八米，是个坚固的易守难攻的防守据点。新四军、八路军共有十个以上的团队参加此次作战。在扫荡外围的陶家村、宋庄等地以后，根据战役进度情况和我军历史上作战经验，黄克诚在12月11日又致电华中总指挥部，对攻打曹甸方法提出6项意见，特别指出不应一味猛打猛攻，那将遭致部队重大伤亡，而应采取持久作战方法，逐步筑垒掘沟前进，并用小部队不断消耗其弹药，在强攻时要集中全部炮火，先予以沉重打击等等。但这一建议未被采纳，12月13日开始发起总攻，但一直未能攻克。我军采取的仍然是猛扑猛冲、前仆后继、勇猛冲杀的办法，在12月15日突破顽军前沿阵地后，终因顽军据守核心工事，我军未能达到战役目的而只得撤出战斗。此战历时18天，共歼敌八千人左右，我军伤亡二千多人。
曹甸战役没有打胜打好，华中局领导认为黄克诚右倾，作战不力，撤了他的第五纵队司令员职务。
7月20日，日伪军一万七千多人，配备装甲汽艇百余艘，在飞机掩护下，由东台、兴化、射阳等地出动，以闪击战方式合击盐城，妄图一举消灭新四军指挥机关，摧毁苏北抗日根据地。
在日军扫荡尚未开始时，新四军军部发出了“保卫盐城、保卫苏北根据地，粉碎敌伪‘扫荡’”的口号。《江淮日报》还发表了《怎样保卫大盐城》的社论。军部命令三师部队对来犯之敌进行正面阻击，“务必达到保卫盐城之目的”。黄克诚师长兼政委认为，“保卫苏北根据地”的口号，从政治意义上说是对的，但实际上敌我力量悬殊，盐城是保不住的，也不应该去死保，我们不应该提“保卫盐城”的口号，而应该提坚决粉碎敌人“扫荡”、坚持苏北抗战这样的口号来动员群众。他在日军开始“扫荡”以前，明确向军部建议，应避敌锐气，暂把军部撤出盐城，转移到阜宁农村去，跳出敌人合围圈；把部队分散在各地，实施游击战、麻雀战，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应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然后再伺机反击敌人。
这次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同志对黄克诚提出的不同意见是重视的。军部采纳了他的意见，在七月中旬把军部撤到阜宁陈家集地区。7月22日，日军兵临盐城，机关和部队也撤走。当然，由于撤离得比较仓促，军部的有些直属单位如抗大、鲁艺、印刷所等等仍受到很大的损失。事实证明，在“保卫盐城”的争论中，黄克诚意见是正确的。
在“保卫盐城”的争论以后，华中局及军部在阜宁停翅港召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有的领导同志对黄克诚进行批评，说他不服从指挥。黄克诚争辩说，作战前我提的意见至今还认为是正确的，作战未达到预期目的也不是我不服从指挥，而是上级指挥失当。他联系打曹甸和反“扫荡”作战情况说，这两次都是上级处置失误，，有的仗本来不该打，要打也不是那么个打法。但是华中局领导认为他是错的，坚持要他作检讨。为了顾全大局，黄克诚对所争论的问题并没有改变看法，但他服从组织决定，还是在旅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检讨。
1942年，陈毅在总结曹甸战役时曾这样说：“曹甸战役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采取了坑道作业，就有可能成功。”陈毅的这个总结是实事求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1944年7月10日，刘少奇在延安致黄克诚的电报中也说：曹甸战役，本来是可以不举行的，因为当时过分估计了汤恩伯东进的威胁，二师在桂军进攻下呼救甚急，使我没有细心考虑，急促下决心向顽军进攻。这是我应负责任的。后来强攻曹甸也是不应该的。当时你反对强攻是对的。电报中还说，“曹甸战役未能完成任务，当然不能由你负主要责任，当时有此种说法，是不妥当的。”这一电报内容，充分说明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刘少奇，是充分尊重实践，服从真理的，是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革命领袖。
抵制在三师搞“抢救运动”
反对饶漱石排挤陈毅
1942年夏天，华中局开展整风，作风不正派的饶漱石，看到自己的能力、资历均难与陈毅相比，担心陈毅有可能被中央任命为中共华中局书记，就决心利用整风机会把陈毅挤走。他几乎每天都以相当多的时间找各方面负责干部谈话，说陈毅“反毛主席”，轻视工农干部，工作不负责，一贯反对政治委员，企图取而代之等等。这就使一些负责同志误以为饶漱石是受中央之命来清算陈毅的老账新账的，不免对陈毅心存戒惧，使陈毅孤立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之后，1943年10月16日上午，召开整风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饶漱石进一步布置了对陈毅的批判斗争，下午在以“漫谈会”方式举行的新四军军分会的会议上，由陈毅做自我批评，然后开展对陈毅的批判、斗争，把性质定在“反对政委制度”，“反对党中央”的线上。10月底，饶漱石给毛泽东发电报，造谣诬告陈毅，同时还授意一些领导干部也给中共中央发一份电报，以求赶走陈毅。
11月初，一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陈毅，向中共中央负责人发电报告事情的经过，并检讨了自己随便说话等错误和缺点，但态度仍是力求团结的。11月8日，毛泽东回电给陈毅，要他来延安参加“七大”，来延期间的职务由张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工作。11月25日，陈毅便踏上了去延安的旅途。这就是新四军历史上有名的“黄花塘事件”。
正直敢言的黄克诚对于“黄花塘事件”颇有感触和看法。陈毅离开后，饶漱石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大讲陈毅如何如何，极力诬陷和贬低陈毅。黄克诚在会上发言，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陈毅是个忠心革命而又正直的人，当然可能也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但不论如何，让陈毅军长离开华中，是个很大的损失，这对华中整个工作、对敌斗争、军队建设，都是很不利的。你刚来新四军不久，就把陈毅同志挤走，实在很不应该。饶漱石两眼紧盯着黄克诚，似乎在用心听的样子，心里肯定不舒服，但他没有进行反驳。
1943年5月，华中局和军部召开各个师负责同志会议，布置由延安下达的“抢救”运动。此时，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运动已进行了一段时间，弄得延安许多干部，特别是由外地去的知识青年惶惶不可终日。后来毛泽东及时发现才予以纠正。在华中局传达布置“抢救”运动后，黄克诚立即唱了反调，向华中局和军部建议说，华中不要搞“抢救”运动吧，以免发生逼供信，伤害无辜同志的事情，应该接受中央苏区打“AB团”的教训。由于这是中央在康生主持下布置下来的，华中局和军部也不能不要求华中各地区和部队都要开展“抢救”运动。
按照黄克诚想法，在大敌当前情况下，搞“抢救”运动很难不扩大化，给革命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可是上级有布置，又不能不执行。他回到三师以后，为稳妥起见，先抽一批干部办训练班，同时在七旅小范围内试行“抢救失足者”。他实地抓了这个“试点”，被“抢救”的几个人，开始在软逼情况下，表现就有些不正常，抓起来一审讯，就乱供一通了。黄克诚见此情况后，就知道不对头了。他叫七旅立即停止“抢救”，把那几个人都放出来，做好善后工作。黄克诚决心顶住上级“抢救”的要求，要师部(区党委)立即通知苏北各地委和第三师各部队，一律不开展“抢救”运动，如果发现可疑情况，按正常程序，由主管部门解决处理。
提出建设东北根据地建议
毛泽东终于同意撤出四平
新四军刚到东北，薄薄的棉衣难以抵档东北的严寒，部队给养十分困难。怎么办?黄克诚决定把面临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尽快报告给党中央和毛泽东。让党了解这里的真实情况。
11月26日，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除报告了部队所在位置外，着重报告了部队遇到了极为困难的情况，其中包括“七无”，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补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问题。部队士气受到很大影响，敌人已占领了锦州。他建议，在这样情况下，我军应“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体力，并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11月27日，他又把某些县政权由改编的伪军所控制的情况电报中央，强调指出：“东北特工、土匪甚多，如不及早着手建立根据地，我主力在东北亦很难应付。”毛泽东复电，要黄克诚直接向东北局请示和提出建议，进行商谈。
11月29日，黄克诚向东北局发去急电，提出要利用冬季不能大规模作战的几个月时间，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各级党组织与政权，初步建立根据地，以利明春大规模作战。电报最后还提出，如果上述建议在整个东北部队中不能实施，则请划出十个县地区给三师各旅去建立后方，开辟工作。为了使自己的意见引起东北局的重视，黄克诚接着又连续发去两份重申意见的电报。
实际上林彪此时驻地离黄克诚只有三十里左右。李天佑按照林彪指示来黄克诚这里进行联系，并与黄一起去面见林彪。林彪此时当然知道了黄克诚多次提出的建议与要求。见面之后，黄克诚又再次提出了关于发动群众建立后方根据地，站稳脚跟，逐步壮大队伍，打开东北工作局面，以期今后同国民党军队决战的建议。他特别强调说：“我们是疲惫之师，现在没有根据地可依托，而敌人是乘轮船进东北的精锐之师，不宜进行大规模作战。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是不可取的。”
十分傲气、一向看不起人的林彪，也不得不为黄克诚很有战略眼光的见解所折服。所以边听边点头，采纳了黄克诚意见，命令三师部队转移到义县、阜新一带，发动群众，进行休整。
这时毛泽东来电，询问对东北工作所拟采取方针的意见。黄克诚把自己的想法又拟了一份长电，送给林彪最后发出。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其他领导人也回电提出了意见与建议。
12月28日，毛泽东给东北局发来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著名电报指示。指示中提出要把东北的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方面，“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便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在将来转入反攻。这一指示说到了黄克诚的心里，有力地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坚定了信心，为夺取解放东北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6年3月，苏军开始从东北撤退。3月12日，苏军由沈阳一撤出，当时任西满军区司令员的黄克诚(西满分局书记当时是李富春)立即把活动在彰武地区的三师十旅调到四平附近待命。3月14日，苏军一撤出四平，十旅即乘机拿下四平，俘虏数千名伪军。4月中下旬，苏军从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撤退。三师部队在东满部队配合下，在4月18日攻下长春，俘伪军一万多人，同时三师部队一个团在4月24日攻下齐齐哈尔。4月28日，哈尔滨为山东部队第十师和三五九旅一部所解放。
4月中旬，马歇尔由美国返回中国，国民党军队开始自沈阳北进，很快兵分三路攻打四平。林彪集中相对优势兵力，很快把敌军歼灭，敌军第一次对四平的分进合击遂被击退。
但是，敌人很快倾其全力再度猛攻四平，有8个军兵力与我作战。林彪指挥我军十万人与敌人在四平一线展开激战。
当时，黄克诚心情焦急，连续在白城子打了几份电报给林彪，建议适可而止，不能与敌人硬拚。黄克诚的观点是，敌人一开始进攻时，打它一下子以挫其锐气，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敌人是倾巢出动，全力以赴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又不具备进行决战的条件。因此应当把四平及其他部分大城市让出来，让敌军进来，我们则到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去建设根据地，积蓄力量，在敌人背上沉重包袱走不动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逐个消灭它，那时我们就主动多了。
黄克诚当时并未参加四平保卫战，他从全局利益出发，主动提出从四平撤退的建议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可是林彪采取不理睬的态度，既不回电，也不撤兵。
毛泽东非常重视四平之战，从4月6日到5月19日，先后给林彪发去十多份电报，中心内容是坚守四平、死守四平。如4月30日电报说：“时局正在变化，明后日可能签订停战协定”，“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显然，毛泽东关于死守四平的需求，是以军事手段来配合政治斗争。5月1日，毛泽东发电中又强调说，还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消耗敌兵力，挫其锐气，以求得于我有利之和平。这些情况当时的黄克诚当然是不知道的。
党性特强的黄克诚，四平保卫战时时在牵动着他的心。林彪对他的此次从四平撤退的电报建议不予理睬以后，他就在5月12日直接电致中央，对四平保卫战和东北战局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虽然未给黄克诚回电，但在5月14日给林彪和彭真的电报中指出：“请你们考虑军事全局再打下去是否有利，应否考虑有条件地让出长春，换得其他地区的合法，并取得时间整补军队，以便将来之用。”5月19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发给林彪的电报中指出：“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很明显，毛泽东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有一天毛泽东要黄克诚到他那里吃饭，当谈起当年保卫四平情况时，毛泽东问：“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黄克诚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时，我们打它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找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黄克诚说：“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毛泽东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通过此次与毛泽东谈话，黄克诚方明白当初林彪不撤兵也不给他回电的原因。由此也可看出黄克诚的真实性格，刀架在颈子上，他还是要讲出自己的真心话。
明知讲不同意见后果严重
在庐山会议上仍直言不讳
1959年的庐山会议，7月初召开，黄克诚留在北京关照军委的日常工作。
会议开了半个月，人们都以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快要结束了。黄克诚却接到了去庐山参加会议的通知。他于7月17日赶到了庐山。
黄克诚到达庐山那天，与会人员已按照要求开始讨论彭德怀的信件。不少同志发言表示同意彭德怀观点，认为信的内容站得住脚，也有不少人不赞成信件内容。黄克诚一到庐山，就感到气氛有些异常，有人隐约同他说，毛泽东对那封信很不满意，彭德怀可能挨批。
毛泽东让黄克诚上庐山，显然希望黄克诚能对彭德怀进行说服与批评，让彭德怀认错。这一点黄克诚心中也是明白的。在19日开的小组讨论会上，黄克诚却支持了彭德怀的论点：“彭总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至于某些提法、词句，可以斟酌。”他讲到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问题时说，把存在的缺点检查出来，只会使我们进步，不会使我们后退，毛主席要我们天天扫地洗脸嘛!检讨了缺点，我们会更加健康地前进，会更增加干劲，会使工作更为扎实可靠。
黄克诚说着说着心情有些激动：“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只能讲成绩，不能讲缺点。有的地方放的卫星是假的，炼的钢根本不能用，产量是虚报的，当有人向上反映这些情况时，当地领导人就大为光火，这怎么行呢?这不是我们共产党人应有的作风和态度嘛!我看任何地方有缺点和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让讲那些缺点和问题。”
7月23日，毛泽东召开大会讲话，造成了极大震动，扭转了会议方向。黄克诚对毛泽东的讲话思想不通，心情沉重，一时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毛主席忽然来这么个大转弯。他知道自己在7月19日小组会上的发言很不合时宜，是不为毛泽东欢迎的，可以说自己闯下了大祸，但是他并不后悔，因为他坚信所讲的是事实，是从全党和全国人民利益出发的真心话。
7月30日，毛泽东通知黄克诚去他那里谈话，同时应约去谈话的还有周小舟、李锐、周惠三个人。毛泽东态度比较平静，火气不大，黄克诚也直言不讳，正直坦诚的性格充分显露出来。毛泽东给他戴了三顶帽子，一个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认为黄克诚与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
黄克诚回答说：说我与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此次庐山会议的意见而言。过去我与彭德怀争论是很多的，有不同意见就争论，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与他观点基本一致。我与他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
他还说，总参谋长是你毛主席要我当的，既当了参谋长，军事与政治是难以分开的。彭德怀的信是上山后写的，我那时还在北京，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在湖南工作多年，与湖南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怎么就成了“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又从何说起啊!
在毛泽东谈到“四平保卫战”和炮轰金门等问题时，黄克诚也明确表示了反对的意见。说四平保卫战是你毛主席的决定，那次消耗战也是不该打的，是错误的。炮轰金门，打一阵也就可以了，既不准备真打，连续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紧张，没有那个必要嘛!
毛泽东听后笑笑说，我看你当个右的参谋还不错。黄克诚晚年回忆说，那天谈话时主席对我指责颇重，但态度不严厉，我也不紧张，甚至有点轻松，到底有个机会把话直接向主席讲了。
7月31日和8月1日，在毛泽东住地楼上开政治局常委会批判彭德怀，通知黄克诚与周小舟、李锐、周惠等人列席。会后，毛泽东留下黄克诚等四位列席者谈话，要他们“迷途知返”，意图是争取他们回头，当时似乎还没有定黄克诚为“反党集团”的成员。
8月2日开中央全会，毛泽东讲话说党内有分裂倾向，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对犯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批评、改正、团结等等。接着各小组召开批斗会，批“军事俱乐部”进入高潮。康生发言最积极，林彪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在8月4日向新上山的中央委员通气时，林彪第一个发言，长篇大论地指责彭德怀，占了大半时间。
小组会上有人指责黄克诚是彭德怀的走狗，黄克诚异常气愤地说，你杀我的头也不会承认，并与批评者争辩。随后，黄克诚慢慢地意识到讲理、辩论都没用，他就多听少说，多沉默少争论，做些检讨，别人仍难以满意。
这时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黄克诚谈话，谈了两次，以帮助其解脱困境，要黄克诚对彭德怀“反戈一击”。黄克诚说，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情。
8月16日，中央全会通过和公布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认为彭、黄、张、周犯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在回到北京立即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黄克诚再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后，被调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职位。正直敢言讲真话的黄克诚，由此离开了他为之奋斗30多年的人民军队。
历史地看待党犯错误
公正地评价毛泽东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12月，黄克诚出任中央军委顾问。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
将近20年长时期的不公正待遇，一点也没有改变他那敢讲真话敢讲公道话的正直无私的品格特点。
1979年、1980年前后，党内和社会上对毛泽东的评价议论纷纷，黄克诚在中纪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公正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巨大功勋做了系统深刻的阐述。在讲到毛泽东晚年错误时，他说，毛主席后期的错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完成三大改造之后，没有及时地、明确地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导上犯了贪多图快的急性病错误；另一条是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以致被坏人钻了空子，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黄克诚大将的品格。毫无疑问，共产党人应当永远继承和发扬这种品格。在改革开放、加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条件下，我们同样应当发扬老一辈革命家这样的优秀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