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风采]中医知识：中华名医名人录之四（明清时期） [复制链接]

李时珍


李时珍（1518—1593年），字东璧，晚年号濒湖山人，明朝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祖父为铃医，父李言闻（号月池）为当地名医。李时珍少年时期开始系统地阅读一些医籍，曾随父诊病抄方。但当时医生的社会地位低下，李言闻不愿李时珍以医为业，要他走科举道路，还特领他去拜访进士顾日岩为师。顾日岩家中藏有大量书籍文献，李时珍因此有机会阅读到许多文献和一些珍贵的书籍。

李时珍在14岁考中秀才。17岁、20岁和23岁时，三次赴武昌参加乡试，但均未考中。从此之后，他放弃考科举而决心随父亲学医。他刻苦钻研医理，用心汲取前人医疗经验，并且善于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加上对病人的高度同情心，他行医不仅疗效好，而且医德高尚。短短几年之中便享有声誉。其间，他因诊断治愈了楚王府中小儿的“虫癖”怪病，医名更增，被楚王府聘为“奉祠正”，并掌管“良医所”事务。后又被荐举到北京“太医院”任“院判”。但是，他对此并不感兴趣，任职一年多便托病辞归。

李时珍在行医过程中，发现以往的本草书中存在着不少错误、重复或遗漏，深感这将关系到病人的健康和生命，于是决心重新编著一部新的本草专书。从34岁起，他开始着手进行这项工作。除认真总结吸收前人经验成就外，还向药农、野老、樵夫、猎人、渔民等劳动群众请教，并常亲到深山旷野考察和收集各种植物、动物、矿物标本。对某些药物亲自栽培、试服，以取得正确的认识。经过27年漫长艰辛的努力，参考了800余种文献书籍，以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为基础，进行大量的整理、补充，并加进自己的发现与见解，经过三次大的修改，至万历六年（1578年）他60岁时，终于编著完成《本草纲目》这部药学巨著。

孙一奎


孙一奎，字文垣，号东宿，别号生生子，安徽休宁县人。生活于明代嘉靖至万历（公元1522－1619年）年间，是中国明代著名医家。

孙一奎天资丰厚，年幼时即聪慧过人。他学习儒业很有收获。但嘉靖以后，朝中奸佞当道，闭塞贤路。朝廷的腐败使弃仕途而转医者大量出现，同时孙一奎也清楚地看到父辈苦苦攻读，却身体疲惫而更加虚弱，以及仕途的艰辛，从而使他萌发了“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念头。

开始学医时，孙一奎苦读医籍，不论寒暑，都十分专注。上至《灵枢》、《素问》、《难经》，下及古今名家，无所不及，对儒、释、道三教经典中与医学有关的部分也无不猎及。研习三年之后，他觉得呆在一个小地方，眼光比较狭窄，不如多方求教，才能扩大视野，于是决心离家远游，寻师求教。他的足迹踏遍江南，一边行医，一边寻求有识之士，博采众长，不拘门户，凡遇高明的人就虚心而尊敬地来到他跟前，和他探求医理。后来曾随徽州黟人黄古潭先生学习。古潭先生治病常有超常见解，孙一奎凡是遇到疑难的病证，都会向他请教，对临床中一时不能下诊断而犹豫不决的，决不轻易放过。黄古潭的高超医术，使孙一奎在医理和临证诊疗上受惠不浅。

经过三十年的勤求博采，刻苦钻研，孙一奎耳目渐广，经验渐丰，终于达到了理论上“镜莹于中”，实践上“投剂辄效”的境界。其医术已有非常的造诣，为人决断死生多能应验。临证投剂常常使顽固的疾病治愈，从此医名显赫，名士显宦争相交往。期间诊余之时，先后著有《赤水玄珠》30卷，《医旨绪余》2卷，《孙文垣医案》5卷，后来合称为《赤水玄珠全集》。“赤水玄珠”之名，取之于象罔得珠故事。《赤水玄珠全集》对后世医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给后学医者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王肯堂（1549-1613） 金坛（今江苏金坛）人，字宇泰。别号损庵，明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进士，选庶吉士，官至福建参政。书法深入晋人堂室。辑郁冈斋帖数十卷，手自钩搨，为一时石刻冠。曾授翰林院检付，参与国史编修，著有《尚书要旨》、《论语义府》等。由于朝廷不纳他的抗倭疏议，愤然称病辞职回乡，从此重操少时喜爱的医学。居家期间，他边疗民疾，边撰医书，曾成功的为一位眼窝边生毒瘤的患者行切除术，作过落耳再植术，“以惊驱惊”治愈一富家子弟因科举得中惊喜过度而得的精神病。他广泛收集历代医药文献，结合临床经验以10年时间编著成《六科准绳》。这是一部集明以前医学之大成的名著，书中对各种疾病的症候和治法叙述“博而不杂，详而又要”为历来医学家所推崇。阿魏化痞膏即是《六科准绳》中的经典名方。

他广泛收集历代医药文献，结合临床经验，以10年时间编著成《六科证治准绳》。这是一部集明以前医学大成的名著，书中对各种疾病的症候和治法叙述“博而不杂，详而又要”，为历来医家所推崇。还辑有《古今医统正脉全书》44种，著有《针灸准绳》、《医学正宗》、《念西笔尘》等，为祖国医药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张景岳（1563－1640），又名张介宾，字会卿，别号通一子，明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是明代杰出的医学家，为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张景岳生于嘉靖四十二年，自幼聪颖，因祖上以军功起家世袭绍兴卫指挥使，“食禄千户”，家境富裕。从小喜爱读书，广泛接触诸子百家和经典著作。其父张寿峰是定西侯门客，素晓医理。景岳幼时即从父学医，有机会学习《内经》。13岁时，随父到北京，从师京畿名医金英学习。青年时广游于豪门，结交贵族。当时上层社会盛行理学和道家思想。景岳闲余博览群书，思想多受其影响，通晓易理、天文、道学、音律、兵法之学，对医学领悟尤多。景岳性格豪放，可能受先祖以军功立世的激励，他壮岁从戎，参军幕府，游历北方，足迹及于榆关（今山海关）、凤城（今辽宁凤城县）和鸭绿江之南。当时北京异族兴起，辽西局势已不可为。数年戎马生涯无所成就，使景岳功名壮志“消磨殆尽”，而亲老家贫终使景岳尽弃功利之心，解甲归隐，潜心于医道，医技大进，名噪一时，被人们奉为仲景东垣再生。五十七岁时，返回南方，专心从事于临床诊疗，著书立说。崇祯十三年去世，终年78岁。

　　景岳早年推崇丹溪之学。朱丹溪处于《局方》盛行的时代，医者每多滥用辛热燥烈药物而致伤阴劫液，故朱氏以“阳有余阴不足”立论。明代医学界河间、丹溪的火热论相火论占统治地位，更有时医偏执一说，保守成方，不善吸取精华，反而滥用寒凉，多致滋腻伤脾苦寒败胃，成为医学界的时弊。景岳在多年丰富临床实践中，逐渐摈弃朱氏学说，私淑温补学派前辈人物薛己（1486－1558），薛己身为明太医院使，主要为皇室王公等贵族诊病，病机多见虚损，故喜用补。景岳出身贵族，交游亦多豪门大贾，故法从薛氏，力主温补。特别针对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创立“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学说，创制了许多著名的补肾方剂。张氏学说的产生出于时代纠偏补弊的需要，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因其用药偏于温补，世称王道，其流弊使庸医借以藏拙，产生滥用温补的偏向。

　　张氏中年以后著书立说，著作首推《类经》，其编撰“凡历岁者三旬，易稿者数四，方就其业。”成书于天启四年（1624）。张景岳对《内经》研习近三十年，认为《内经》是医学至高经典，学医者必应学习。但《内经》“经文奥衍，研阅诚难”，确有注释的必要。《内经》自唐以来注述甚丰，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注》为最有影响的大家，但王氏未注《灵枢》，而各家注本颇多阐发未尽之处。《素问》《灵枢》两卷经文互有阐发之处，为求其便，“不容不类”。故景岳“遍索两经”，“尽易旧制”，从类分门，“然后合两为一，命曰《类经》。类之者，以《灵枢》启《素问》之微，《素问》发《灵枢》之秘，相为表里，通其义也。”《类经》分经文为十二类、若干节，根据相同的内容，拟定标题，题下分别纳入两经原文后详加注释，并指出王冰以来注释《内经》的各家不足之处，条理井然，便于查阅，其注颇多阐发。景岳思路开阔，对《内经》精研深刻，各家著作浏览甚广。《类经》集前人注家的精要，加以自己的见解，敢于破前人之说，理论上有创见，注释上有新鲜，编次上有特色，是学习《内经》重要的参考书。

　　同年，景岳再编《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对《类经》一书中意义较深言不尽意之处，加图详解，再附翼说。《类经图翼》十一卷：对运气、阴阳五行、经络经穴、针灸操作等作图解说，讨论系统。《类经附翼》四卷，为探讨易理、古代音律与医理的关系，也有阐述其温补的学术思想之作，如《附翼·大宝论》《附翼·真阴论》等重要论文，也有部分针灸歌赋。

　　张景岳晚年集自己的学术思想，临床各科、方药针灸之大成，辑成《景岳全书》64卷。成书于其卒年1640年。“《全书》者，博采前人之精义，考验心得之玄微。”《全书·传忠禄》辑有景岳主要医学理论、医评、问诊和诊断、治疗原则等论文三十余篇，多有温补学说的论述。《全书·脉神章》录有历代脉学，其中诊脉之法和脉象主病多有结合临症经验的评论。次为《全书·伤寒典》，补充“《内经》伤寒诸义并诸治法之未备”，论述伤寒病的证治。《全书·杂证谟》列诸内科杂证的病因病机、治理方药和部分医评，并辅有部分医案，论述系统、精彩。《全书·妇人规》：论述九类妇科疾患，并指出妇科证多有情志病因，尤要注重四诊合参。《全书·小儿则》：更述儿科诸病并治，在总论中提小儿“脏气清灵，随拨随应”的生理特点，很有见地。《全书·痘疹铨》、《全书·外科钤》各有论病及证治。《全书·本草正》介绍药物二百九十二种，每味详解气味性用，很多为自己的临症用药体会，颇有价值。《全书·新方八阵》、《全书·古方八阵》，景岳善兵法，在此借用药如用兵之义，以方药列八阵为“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全书·新方八阵》中所列方颇具创新。《全书·古方八阵》辑方经典。共录新方186方，古方1533方，其后的妇人、小儿、痘疹、外科古方收妇科186方，儿科199方，痘疹173方，外科374方及砭法、灸法12种。

　　《景岳全书》内容丰富，囊括理论、本草、成方、临床各科疾病，是一部全面而系统的临床参考书。景岳才学博洽，文采好，善雄辨，文章气势宏阔，议论纵横，多方引证，演绎推理，逻辑性强，故《景岳全书》得以广为流传。后世叶桂亦多承张氏的理论。清道光八年（1828）章楠《医门棒喝》初集成，论《全书》云：“或曰：尝见诵景岳者，其门如市”，则自顺治中叶至1828年的近200年间，几为医所必读，可见景岳的温补理论之影响深远，《全书》之流传广泛。

　　《质疑录》，共45论，为张氏晚年著作，内容系针对金元各家学说进行探讨，并对早期发表的论述有所修正和补充。

　　张景岳善辨八纲，探病求源，擅长温补，并在其医学著述和医疗实践中充分反映。治疗虚损颇为独到。反对苦寒滋阴，很好地纠正了寒凉时弊。他的阴阳学说、命门学说对丰富和发展中医基础理论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他的重要著作《类经》是学习《内经》的较好参考书，《景岳全书》各科齐全，叙述条理，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临床参考书。张景岳的学术成就无疑是巨大的，对祖国医学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

吴有性

吴有性，字又可，江苏震泽人，生活于明代末期，约在1582~1652年间。吴氏生活时代正值明末战乱，饥荒流行，致使疫病流行。据史料记载，在明末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地温疫流行，患者甚多，甚至延及全家。由于医家当时用一般治疗外感病的方法，或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治疗，或妄用峻攻祛邪之剂，往往无效，甚至导致病情迁延，进一步向危重阶段发展，致使枉死者不可胜数。鉴于以上情况，吴有性潜心钻研，认真总结，提出了一套新的认识，强调这种病属温疫，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六淫之邪外侵，而是由于天地间存在有一种异气感人而至，与伤寒病绝然不同。不论从病因、病机到诊断、治疗均有区别，使其与伤寒病分开另论，为温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贡献。著有《温疫论》。

吴有性认为温疫不同于伤寒与一般的外感疾病，根据其发病突然，具有流行性的特点，指出这是由于天地间存在着—种异气，又称作厉气、疫疠之气所致。他认为，虽然《伤寒论》中提出时行之气有传染之说，但据实际情况，有时行之气末必有疫，故而时行之说不可使人信服。人之是否得疫病，是由于厉气所致。厉气是杂气中之一，每年都存在。疫气的存在盛衰多少，与地区、四时与岁运有关。感受疫疠之气之后，可使老少俱病。这就从病因学方面将温疫与一般外感病区别开来，并与伤寒病加以区分。吴氏突破了六气致病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新的传染病病原观点。这些，已被现在的医学、微生物学所证实，这是吴氏对温病学的一大贡献。

吴氏通过大量的临床观察发现，温疫邪气侵犯人体的途径不同，当是从口鼻而入，其侵犯部位既不在表，也不在里，而是由口鼻侵入，停留在半表半里之间，此处称为膜原。这里的膜原，是说明温疫之邪在人体之内，外可连于表，内可入于里的特点。指出温疫之病所以用治外感病的方法治疗不得痊愈，就是因为此病邪的部位不同于一般外感病的在表或在里，而是在于半表半里的膜原，这个部位是一般药物所不能到达的。由于其既连表又连里，邪气盛时则可出表或入里，这时才可根据邪气溃散的趋势，因势利导予以治疗。吴氏将温疫病的传变从表里两大方面进行总结，归纳出九种传变方式，称为“九传”。即但表不里、表而再表，但里不表、里而再里、表里分传、表里分传再分传、表胜于里、里胜于表、先表后里、先里后表等。

吴有性经过潜心钻研，创立了达原饮一方以治疗温疫。达到使邪气尽快从膜原溃散，以利于表里分消的目的。方中槟榔能消能磨，为疏利气机之品，可以除伏邪，又可治岭南瘴气；厚朴亦属疏利气机之品，可以破戾气之所结；草果辛烈气雄，可以辛散以除伏邪蟠踞。三味药物相合协力，以使气机疏利，直达巢穴，促使邪气溃散，速离膜原。方中又用知母以滋阴，盖温疫之邪性属温热，易伤津液之故。热伤营血，故加芍药以和血，再加黄芩以清燥热之余，用甘草以调和诸药。药虽七味，却能调畅气机，透达膜原，故为治疗温疫之邪的主方。由于温疫之邪从膜原既可入里，又可出表，故而经常兼见表里症状，吴氏又创立三消饮，以治疗温疫之邪出入表里，表证、里证、半表半里之证兼见者。三消饮即达原饮再加大黄、羌活、葛根、柴胡、生姜、大枣而成。

若温疫之邪已经散漫，则又要根据邪气所在部位予以不同治疗。若见脉长而洪散，大汗大渴，周身发热，则说明邪气已离膜原，而里热散漫，其病机已与伤寒病阳明气分证一致，故仍可用白虎汤辛凉解散。若邪气透于胸膈，而见满闷心烦喜呕，欲吐不吐，虽吐而不得大吐，腹中不满，欲饮不能饮，欲食不能食，说明膜原之邪已外溃于胸膈，邪气在上，可选用瓜蒂散涌吐疫邪。若温疫之邪入于里，见有可下之证，就可以使用下法。吴氏十分重视下法的应用，并认为下法的应用范围很广。吴氏指出，若舌苔由白转黄、黑苔、或舌芒刺、舌裂、舌短、舌硬、舌卷、舌砂苔、唇燥裂、唇焦、唇口起皮、鼻孔如烟煤、口臭、口燥渴、目赤、咽干、呼吸气如喷火、小便红赤或涓滴作痛、大便极臭、扬手掷足、脉沉而数、潮热、善太息、心下满、心下高起如块等四十症，均属可下之证。由于温疫之邪由口鼻而入，先入其里。若里气结滞，使气机闭塞不通，则膜原之邪不能透达，表气亦不能解，故而攻里尤重于解表。

吴有性创立了温疫学说，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温病辨证论治纲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学术见解，充实了祖国医学温热病学的内容。他的邪气侵犯途径对叶天士的温热学说有一定的启示。其学术思想使温疫学说独立成体系，对祖国医学的贡献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叶天士

叶天士（1667--1746） 清代医学家。名桂，字香岩，江苏吴县人。世业医，继 承家学，虚心好学，闻人善治某证，即往师之，遂集众人之长，自成一家。所著《温热论》，倡温病卫、气、营、血之辨证及治法，对温病学说颇有发展。其治疗各科疾病，能灵活运用古法，处方精简，用药配伍，见解独到。尤擅长医治奇经、脾胃、儿科等病，其医案多载于华岫云编《临证指南医案》。所著尚有《叶案存真》、《未刻本医案》等，均后人所编。
叶天士与薛雪是同一时代的温病大家，二人在观点上有所不同，便相互排斥，频有学术争执。叶天士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踏雪斋”，薛雪把自己的书房题作“扫叶山房。”一次，叶天士的母亲病了，高热大汗，面赤口渴，脉象洪大，叶天士开了药方，可服后总不见效，他知道治疗母亲的病应该使用白虎汤，可总是担心母亲年岁已大，受不了这种攻伐力量强的方剂。薛雪闻得此事后，笑道：“老太太得的是这个病，本就该用白虎，药下对了，当然不会伤人，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叶天士闻言顿悟，便改用此方，果然很快就好了。于是，他亲自前往薛雪家中，拱手作揖，诚心请教，薛勇也十分感动，二人尽弃前嫌，从此成了至交密友，也是一段趣谈。

叶氏指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如此短短几字就概括了温病的特征性发展规律，一些医家认为，这也是对现代医学常见的由肺炎导致心肌类这一现象从中医学理论角度最贴切的诠释。再者，文中还提到了“吾吴湿邪，害人最重”的观点，也是温病学的重要特征，这一学派产生于江南一带，与北方的伤寒派的差异很大，这与地域和气候有很大关系。以至于现代中医界的伤寒与温病学派也存在着南北的差异。

叶天士的《温热论》，是学习温病学说的必读书。其后，温病学派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医家和论著，但是都未离开他所创建的理论体系。叶天士还留下了不少的医案记录，他十分善于使用轻灵短小的方子治愈严重的疾病，这是中医达到很高境界的时候才能做到的所谓“四两拨千斤”的高超医术，我们从中似乎还可以依稀见到他曾经叱咤医坛的潇洒。

王清任

王清任（Wang Qingren，1768～1831）又名全任，字勋臣。清代直隶省（今河北省）玉田县人。富有革新精神的解剖学家与医学家。他认为人的脏腑结构对医疗非常重要，认为“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人夜行”，认为古医书中关于人体记述错误不少。他多次到疫病暴死者乱葬岗中和死刑场观察人体内脏结构，于1830年著成《医林改错》，附图25幅，他首先记载了人体腔由膈膜分为胸、腹两腔，而非古书图中所给两个隔膜，三个体腔——三焦。又改正了古图中肺有六叶两耳二十四管的错误，“肺有左、右两大叶，肺外皮实无透窍，亦无行气的24孔。”认为肝有四叶，胆附于肝右第二叶，纠正了古图肝为七叶的错误。关于胰腺、胆管、幽门括约肌、肠系膜等的描绘更符合实际。对心脏左、右颈总动脉的分布，由于系在尸体所见，误认为动脉为行气的管道。他精辟地论证了思维产生于脑而不在心。“两耳通脑，所听之声归于脑，……两目系如线，长于脑，所见之物归于脑，……鼻通于脑，所闻香臭归于脑……”这些看法都与现代解剖学及生理学看法相近。在临床医学上以活血化瘀为治疗原则，其所立活血化瘀方剂至今仍为中医临床广泛采用。

王清任的著作为《医林改错》，这是一部几百年来令医学界争论不休的书。书中主要阐述了两各方面的观点。其一便是“改错”，王清任认为，我国古代医书中对人体脏腑的位置、大小和重量的描述并不确切，他曾在瘟疫流行的灾区观察未掩埋的儿童尸体300多例，逐一进行了解剖和观察，绘制了大量的脏腑图。他认为前世许多医书的讲法不正确，须改正，故书名便为《医林改错》；另一主要内容主要表明了他对人体气血的一个特殊的认识。他认为气与血皆为人体生命的源泉，但同时也是致病因素。不论外感内伤，对于人体的损伤，皆伤于气血而非脏腑。气有虚实：实为邪实，虚为正虚；血有亏瘀，亏为失血，瘀为阻滞。他认为瘀血是由于正气虚，推动无力造成的，故血瘀证皆属虚中夹实。故而他倡导“补气活血”和“逐瘀活血”两大法则，这就是他的著名的“瘀血说”。

后世医家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的学说中对于脏腑进行了明确的划分，是一种形态学上的准确化过程。但是，大部分的中医学者认为，中医学在几千年来对于“脏腑”的定义，从未真正使用过解剖学和形态学的方法，“脏腑”，在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当中始终是以“阴阳五行”、“八卦九宫”等进行分类和定义的。“脏腑”在中医学的诊断和治疗当中，始终是一种功能化的概念，而非实实在在的器官。而《黄帝内经》当中也提到过脏腑的大小和重量等，甚至有人认为《内经>当中，甚至没有说对肝脏的位置。实际上，很多学者在深层次的体悟之后发现，其间对于脏腑的重量、大小等数字上的描写，蕴藏着高深的数术学的内容。在中国文化的历程中，数术学说的神秘和深奥常使得很多人认为那是一种纯意识的东西，而非现实存在，还有人始终对其抱有怀疑甚至排斥的态度。但不论人们在主观意识上是否定还是肯定，“数术学”在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深入到了各个领域，并贯穿始终，中医学说更是如此。既然很多人都已经承认中医对于脏腑的认识并非形态认识，而主要是功能性的定义，那么为什么在《黄帝内经》这部奠基的理论著作中出现了类似形态学的内容呢？从该书的理论水平上来讲，与整体思想不一致的观点和论述，也决不会收载其中。因此，我们不必把中医学描述重量和大小的数字具体画，也就不会为其中的数字是否需要修改和准确化而大费周章了。同样的道理，肝脏的位置，也不是指现代解剖学说中的肝脏，而是一种由“肝气上升”、“肺气下降”理论，和“左升右降”的气机循行特点，共同衍生出来的“肝位居左”的功能化概念。因此，很多医家对于王清任的“改错”持否定态度，并有“医林改错，越改越错”的说法。

而对于他的第二大理论，关于“瘀血”的学说，同样存在两方面的评价。一方面，在理论上，有人说他创立的瘀血学说补充了中医病机学和方药学；但也有人认为王氏是在尸场对多具尸体进行了实地的考察和解剖而得出结论的，从研究方法上来讲并不符合传统的中医认知法则，而且它所说的“瘀血”，实际上应该说是“死血”，失去了生命的人，身上的血液自然不会是流动的。而中医理论中所讲的“瘀血”，也并不都是肉眼可见的。但是在立法和用方上，大多数的医家对其评价却十分肯定。他在瘀血证的治则治法上有了很大的创新，认识非常深刻，其间进行了更深透的分析，还留下了“膈下逐瘀汤”、“血府逐瘀汤”之类的优秀方剂。但在使用时必须辨证准确，才能使用这种方法，也不能仅限于气血致病的学说，为医者时时不可或忘辨证论治的原则，灵活机变，随证加减。

虽然后世医家对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有着褒贬不一的评价，但是他肯于实地观察，亲自动手的精神值得肯定。他为医世者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在瘀血证的立法及方剂的创立上，其发扬和革新有着很大的学术价值。

吴尚先

吴尚先（1806--1886） 清代医学家。名樽，又名安业，字师机，钱塘（今浙江 杭州）人。后迁扬州，又移居泰州乡间。因感其地缺少药物，创用内病外治法，以膏药、熏洗等法治疗内、外、妇、儿等科各种疾病。所著有《理瀹骈文》，又名《外治医说》。
吴尚先，原名樽，又名安业，字师机、杖仙，别号潜玉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嘉庆十一年九月十二日（1806年10月21日）生；光绪十二年八月六日（1886年9月3日）卒。

吴尚先出生于文学世家。祖父吴锡麟，乾隆年间进士，曾任编修官、祭酒，诗才超群，骈文清华明秀，名重一时。著有文集问世。父亲吴清鹏，嘉庆二十二年进士第三名，任编修官、顺天府府丞。后告归，主讲于乐仪书院。吴尚先幼承家学，道光十四年（1834）中举人。次年到京师，因病未参加应试，后八年客居广平（今河北广平）。自此他淡于功名，绝意仕途。后随父寓居扬州，平日除写诗赋文以外，兼学医为业。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时，他和弟弟官业带着母亲避乱至江苏泰州，并在东北乡俞家垛开业行医。战争时期，药物来源缺乏，平民因病致死者颇多。加之那一带居地潮湿，疫疾流行，当地又有沤田农作的习惯，每值春播，农民涉水耕种，故痹证（风湿性关节炎等病）发病率很高；此外血吸虫病流行，鼓胀患者亦较多，并有不少其他病证。民众限于经济和医药条件，得不到良医的治疗。有鉴于此，吴尚先为了解除贫民病痛，结合当时情况，广泛采用外治方法，其中尤以薄贴（即膏药）治病特色鲜明，疗效卓著。他的外治法除广泛吸取前人著述中有关学术经验外，个人对此亦有很多变创、发明。其主治范围很广，治法大多简便、无痛苦，治疗后往往不妨碍劳作，且可解穷人无钱购药之难，因此深受劳动群众的欢迎。《理瀹骈文》序跋中曾记载，吴尚先使用膏药为人治病，开始人们心存疑虑（久病、重病者尤甚），以为膏药疗效不佳，登门求医者每天只有一二十人，但往往在数次治疗后，疾病竟获痊愈。由于民众广泛宣传，求治者越来越多，门庭若市，每日竟达数百人。长期丰富的临床实践，使他的外治方法日臻完善。同治三年（1864年），他将自己多年研习医学、治疗疾病之心得著书立说，撰成《理瀹骈文》一书。同治四年（1865）他重返扬州城设存济药局，以益乡民识字习文，并为之治疗疾病。吴尚先一生侍奉母亲非常孝顺。中年丧偶后未再娶妻，其子炳恒，孙男养和，均承其志，以行医为业。
吴尚先的主要贡献是外治法，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于《理瀹骈文》中。此书初名《外治医说》，后因以骈文编撰，遂易名《理瀹骈文》。从此书跋文中载述可知，书名系借子华子“医者理也，药者瀹也”之句，以明外治亦有理之意。此书的刊行，经作者数次续增，前后易稿十余次，内容不断有所补充、订正。遂成为后世之通行本。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根据同治九年（1870）刊本出版了影印本。1984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又出版此书的赵辉贤注本。此注本以影印本为底本，以同治、光绪年间数种刊本予以互校，并予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