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对死亡、血腥的恐惧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选择医生这个职业的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经过锻炼克服恐惧，能够做到在面对痛不欲生的场面，面对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生命时保持冷静。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减轻病人的病痛，挽救生命。
2007年7月18日，我在急诊科第一次值夜班，一场罕见的暴雨突袭济南，让这座以泉闻名的城市陷入空前的恐慌与混乱。我们医院急诊室内外，到处是在雨中摔伤、扎伤、碰伤的伤病员。
我给值班医生打下手，忙不迭地为伤病员清洗、缝合、包扎伤口，一个接一个，直累得双腿麻木、膀臂酸痛。等基本忙完，已经是夜里11点。
刚想坐下来休息，就听到门诊楼外传来嘈杂的叫嚷哭喊声。很快，一个人冲进急诊室，说有人触电了，快不行了。我和一名护士赶紧推起一辆担架车往门口冲，远远看到几个小伙子正从一辆三轮车上抬下棉被里包裹的一个人三步并作两步往里走。等他们把触电的人抬上担架车，我才看清楚，那是一张年轻的苍白的脸，没有一丝血色，身上的被子早已经湿透，不知是被雨水淋的还是泡了水。
一路小跑进了抢救室，医生一边向家属询问经过，一边安排抢救。此时，伤者双眼对光反射消失，心跳、呼吸、脉搏全无，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解到触电时间是在一个多小时之前，且触电者触电后没有经过任何现场抢救，从医生的神情可以看出，能够救活的希望渺茫。
抢救仍在继续，我的任务是做心肺复苏。我双手重叠按压在他冰冷的没有一点体温的胸膛上，十多分钟，除了看到心电监护仪屏幕上显示的我规律的按压频率，没有看到我们所做的抢救起到的任何效果。医生不得不再次找到仍不放弃的家属——一位刚刚做了妈妈的少妇如实相告。
少妇目光呆滞地坐在那里，不等医生说完，突然站起来吼道：“不！他还没死！求求你们救救他，求求你们！”说完，一屁股墩在地上嚎啕大哭。
我们继续抢救，期待奇迹真的可以出现。但是所有的努力却没有出现任何我们所期待的哪怕一丁点的效果，直到输液器里的液体不再滴下。
直到凌晨四点，我已经极度疲惫，有些精神恍惚，倒在一张病床上，睡着了。第二天有人告诉我，我睡得特别沉，后来又来了病人需要抢救，我却怎么也叫不醒，把我从病床上拉起来，浑身软绵绵的，掐了好几下都没有反应。这些，我一点都不知道。
那一夜我见到了太多，鲜血，惊恐，死亡，绝望。那一夜的急诊室，每个人的精神都在悲恸与麻木间痛苦地挣扎，人类在灾难到来之时所有原始的本能和作为社会人的情感如火山一样毫不保留地喷薄而出。
那些天，我几乎每天都要眼睁睁看着生命在我们抢救的过程中慢慢枯竭。很多时候，我的手就一直停留在那个垂死的躯体上，直到医生宣布放弃。就是在这样的经历中，慢慢地我可以做到在面对各种抢救场面的时候，冷静镇定地面对眼前可能发生的一切，做好自己该做的工作，而不会紧张、恐惧以至于精神崩溃。
但是在这与死神赛跑的关键时刻，医方与患者家属对病人病情和抢救方案的不同认识，往往成为矛盾激发甚至造成医患纠纷的火药桶。
有一次，急救车拉来一名因为急性上消化道出血来就诊的病人，只有四十多岁，因为失血量太大而休克。病人的病情异常凶险，随时有死亡的可能，但是病人家属否认其过往有重大疾病。
病因未明，给抢带来很大困难，医生只能一边采取基本的抢救措施，一般进行检查、化验，以便确诊。可是病人此时的生命征越来越不稳定，命若游丝。家属见状，认为医生没有采取必要的抢救措施，进而怪罪医生漠视病人生命，很快又纠集了一批人聚集在医生办公室威逼医生尽快抢救，而对医生做出的解释一句也听不进去，甚至放下狠话，说如果病人死在我们医院里，谁也别想站着出去。
对于这种外行指导内行干扰抢救的荒唐行为，医生虽然觉得不可理喻却也没办法，因为他们对医生的话根本不听。顶不住，医生只好通知院领导，召集了全院各科精干力量前来协助。
检查结果一项一项出来，经过会诊，医生下达的诊断结论是：上消化道出血、失血性休克、糖尿病、乙肝后肝硬化、酒精肝、冠状动脉硬化、肝性脑病，多脏器器质性病变。而且每一种病都因为延误治疗而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慢慢地，病人家属的情绪才平复下来，不再干扰医生的抢救。虽然仍抱有一丝希望，他们也可以接受那个不好的后果了。
经历这一次，我切身体会到医生和患者双方沟通的艰难。很多医生也缺少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的技巧，再加上相互不信任，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生做出的许多合理解释根本听不进去，本来可以通过沟通解决的问题，往往因为沟通不畅不断放大，最后甚至酿成医疗纠纷。
负责教学的医生都做不好和患者及其家属的沟通，就更不用说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实习医生了。实习医生的临床实习越来越难，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沟通和交流，不但实习医生没有和患者共同的意识，带教医生在示教的时候也很少向患者说明自己的意图而自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这样，虽然患者无法拒绝，却已经种下不满的种子。一些不满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当成“教具”的病人，虽然不敢怨恨医生，却经常把这种怨怒发泄在实习医生身上。
很多时候，患者一看是实习医生，就坚决拒绝其操作。在外科实习的时候，有一次医生让我为一名患者的伤口拆线。我准备好器械和换洗的药物、纱布来到病房，患者一看我是实习医生，虽然没有说什么，却看得出来是一脸的不悦。我小心翼翼取下敷在伤口上的纱布，对伤口进行了消毒，拿着镊子和剪刀寻找缝合线，还没等碰到他的皮肤，就听到他狼嚎一样地叫疼。医生也被家属叫进病房，很生气地训斥了我一顿，最后还是医生亲手为他拆线。
实习医生最不受待见的科室，莫过于儿科病房了，好像实习医生一个个就像凶神恶煞，家长生怕孩子被吓着。有一次，我跟医生检查一名患有支气管肺炎的儿童，她听诊完后告诉我，说这个孩子肺部的湿罗音特别明显，让我也听听。我刚拿出听诊器，就被孩子的奶奶拦住，说孩子太娇小，病又重，医生听就可以了。
通过这一年的实习，我发现大多数病人是可以理解为实习医生的临床实习做点贡献的，但是他们需要医生和实习医生的尊重，在拿他们做示教的时候预先做好心理准备，而不是把自己的病情，自己的身体突然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
学会和患者沟通本来也是我们实习的主要目的之一，但是这却恰恰被我们忽略了，遇到患者对实习医生反感的情况，反而一切都归罪于医疗大环境不好，归罪于患者的不近人情。实习医生没有学好和病人及其家属沟通，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当他们走上工作岗位时处理医患关系生硬粗暴，为医患纠纷埋下祸根。
如果说对于病痛、死亡，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实习医生就能适应的话，那么实习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伦理问题，则在更长的时间里困扰着我们。可是，在这个问题上带教医生大都遮遮掩掩避而不谈，更让我们陷入困惑。
我在急诊科的一天晚上，医护人员正在忙着抢救一位病危的病人，救护车又呼啸而至，送进来一个二十多岁的休克昏迷的女孩。她的妈妈说这两天她一直在吃一种从网上订购的减肥药。医生检查了一下，发现女孩的情况并不危急，怀疑可能是低血钾性休克，就安排我先给她做心电图。我有些迟疑，忙向他确认，真的是要我来做吗？他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匆忙回答：“除了你还有谁？别磨磨蹭蹭的，赶快给我结果！”
我只好推着心电图机，低着头走到女孩身旁。女孩的母亲看是我给她女儿做检查，表情有些怪异，我觉得她有些难以接受，却说不出什么，只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能够感觉到那一刻我的心砰砰跳个不停。从为病人解开衣襟到安放导联球，我的双手都在不断地颤抖。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窘迫，我的每一个操作都明显地比平日急促，一心想着尽快结束检查，逃离这尴尬的境地。
我不知道最后交到医生手里的检查结果是不是准确，只是或因为天气太热或由于过于紧张，我的衣服已经湿透了。
等大家都忙完，已是深夜。我和夜班医生坐在急诊室闲聊，就谈起我给那个女孩做心电图时的紧张尴尬。他笑了笑，说：“刚接触临床，谁都这样，慢慢就好了。做医生时刻要把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你的眼里只有病人，而不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时刻想着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减轻病人的病痛、挽救病人的生命。”
而对于伦理道德的更大考验，还是在妇产科实习的时候。
我第一次进产房观摩正常分娩的全过程是在实习前。那天我们六七个男女学生刚走到产房门口，就被一位老太太拦住了去路，她不由分说地质问道：“你们进去干嘛？！看风景吗？女人生孩子有什么好看的？！我就在这儿守着，你们谁也不能进去！”我们傻愣在那儿，好一会儿，一位医生走过来苦头婆心解释了好半天，她才极不情愿地让到一旁。
进了产房，从产妇的表情我可以感觉到，她对于对面突然站着七八个青年男女学生肯定大感意外，但是也说不出什么。
开始妇产科实习的第一天，开完早会，医生开始查房的路上，我向科主任探问，我们男实习医生在妇产科实习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有不方便的地方。科主任很诧异我会问这样的问题，回答道：“只要你把自己当作一名医生就好了。”
来到第一个病房，我和另外两名男实习医生战战兢兢地跟了进去，跟在医生后面，局促不安地看医生为孕妇检查胎位，为产妇检查恢复情况，孕产妇及其家属不信任的目光投在我们身上，让人感觉浑身起鸡皮疙瘩。
第二天起，我的两名男同学就发誓坚决不再去妇产科实习，他们给自己放了一个月的长假，每天在宿舍睡懒觉或跑到网吧里打发时间。
成了孤家寡人，我差一点没用投掷硬币的方式决定是不是要放弃在妇产科的实习。后来，我还是鼓足了勇气，既然我是来实习的，就要摆正心态，认真实习。这样过了几天，再跟着医生去查房，我就不觉得紧张尴尬了，而且妇产科也有一位男性医生，在他的指导帮助下，我从心理上适应了妇产科病房的环境，即便独自到病房为产妇换药、转达医生的安排也没有什么困难。
事实上，只要我一切都以平常心对待，就不会觉得别扭，不会制造紧张尴尬的氛围让她们感到不安，沟通起来就没有障碍。
在病房的实习，我没有遇到因为我的存在而产生误会的情况。但是在妇产科门诊，可能因为病人流动性大，缺少沟通的空间，误会屡屡发生。
有一次，我跟在医生后面看她为一名患有宫颈糜烂的年轻女病人做检查。病人见我在场，虽然一脸的不悦，但是也不得不脱掉衣服，膀胱截石位躺在检查床上，暴露会阴。医生一边在内窥镜下检查，一边教我仔细观察。或许因为在此之前医生没有对她做出解释，病人对自己被当成“教具”非常不满却强忍怒火没有发作。直到医生让我去取一个培养皿，病人终于忍不住了，有些愤怒地对医生说：“我做检查，能不能没有男性在场？！”医生一愣，冷冷地回答道：“没什么，他也是我们这儿的大夫。”
我听了，尴尬极了，愣怔地站在那里好一会儿，实在忍不住，找机会溜了出来。后来，再遇到年轻一些的病人，除非医生叫我过去帮忙，我就没再主动跟着去过。
那时候，我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坐在诊室门口为做孕检的孕妇测血压。有的孕妇躺在里间的检查床上，突然发现能看到我，就马上向医生抗议，说门口坐着个男的不方便。医生只好一遍遍向她们解释说这也是医生，不必介意。
我经常会留意报刊上那些对男实习医生进产房不满的报道，看得出很多人对自己在医院里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教具”非常不满和不解。或许，如果在实习医生进入产房之前，医生能做好解释工作，相信大多数人是不会不理解的，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误会发生了。正事因为缺少必要的沟通和相互理解，才导致了种种误会的发生。
和同学闲谈，每一个同学在初次涉及临床伦理的时候，都会遇到种种困惑和尴尬。一位女同学告诉我，她在肾病科实习时，有一天值班，一个年轻男性患者做手术前要剔去阴毛，医生就安排她去做。虽然觉得难为情，她还是准备好工具来到病房。另一位男同学，在心胸外科实习时，有一天跟着带教医生查房，遇上一个乳腺囊肿的病人。医生把他叫上前触诊，被病人严词拒绝，医生给患者做了好久的思想工作，她才同意让这位同学触诊。他说当时真的想要放弃，因为患者看他的那种眼神让他感到非常为难。但是后来，这位同学成为整个医院手术动手能力最强的实习医生，已经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独立完成乳腺囊肿的切除手术。
实习医生这个刚刚走出校园涉世未深的青年男女群体，刚刚接触临床，在面对异性病人的时候，难免紧张羞涩举止不当。可是我们不能因为有困难就止步不前。在临床实习中践行医学职业伦理道德，是一个长期的，不断提高的过程，只有过了伦理道德这一关，才能在工作中更好地为病人诊疗，不让病人误会，不因为沟通交流不畅产生纠纷。若是实习医生在实习过程中处理不好职业伦理问题，不但影响了正常的临床实习，更为以后走上工作岗位埋下不和谐的种子。
尽管按照我们学校的规定，考研前一个月的时间学生可以申请脱产一个月复习。但是实际上，到2007年11月，距离2008年研究生入学考试还有两个多月的时候，许多实习医院病房里就已经很难看到实习医生的影子。
更离谱的是，有的实习队到医院报到后就几近于宣告解散，我的一名同学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是在学校附近的出租屋里复习考研！
我们都知道实习和考研都很重要，但是当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选择了为了考研宁肯牺牲实习。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在我们进入大学学习的那一年，我们学校的本科毕业生进各地的县级医院就已经非常困难，因为各级医院每年的招聘指标远跟不上高校扩招的速度，即便有名额，大都是为那些能送礼托关系的人准备的。考研，是没有出路的出路。
2008年3月底，我陪几名同学去参加在山东大学校园里举办的一个招聘会，仅有的几个医院招聘摊位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好不容易挤进去，可是人家的招聘起点要么是研究生学历，要么是“211”学校的，我们这所省属一般院校，连投递简历的资格都没有。
直到2009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报名的时候，我们班还有二十多名同学没有落实工作，一些同学被迫做起了“考研复读生”，重复上一年的征程。我们学校附近的民房里，随处可见“考研复读生”的身影。
后来，我在北京拜访几位熟识的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就读的学长。有一位曾在学校社团和我共事的学长，大五那一年考研失利，就又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复习又考了一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被北医录取。那天见到他时，他正准备送来北医面试却不幸被刷下的女朋友去火车站，两人的心情，可想而知。这位学长的女朋友比学长低一级，第一年考研失利后在他的鼓舞下重走了考研路，好不容易过了北医的初试线，却没能闯过复试关。背水一战后的失败，更显得悲怆。
临别之时，他告诉我，在这个各行业普遍追求高学历的时代，除了不断地考，直到读下最高学历，我们别无选择。
(转自某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