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说流派]近代广东中医沉浮录之二 甲午之疫：广州不设防 [复制链接]

1894年，广州市民从南海神庙抬出铜鼓游行，祈求神灵驱除疫病。

●郑洪 陆金国     光绪甲午，公元1894年，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多事之秋。这一年，慈禧60大寿，光绪帝发上谕说：“甲午年，欣逢花甲昌期，寿宇宏开，朕当率天下臣民胪欢祝嘏。”颐和园加紧装点，各地忙于筹办礼品。然而最响的礼炮来自东瀛，下半年中日在朝鲜开战，继清朝陆军一败涂地之后，北洋水师又于黄海覆灭……一项研究称，战争中清军伤亡约35000人。     或许是军国大事太重要了。这一年，在广州发生了有十万人死亡的大瘟疫，却很少在官方记录里被提及。     1894年广州疫况     1894年，广州天时不正，自春天起就陆续出现有瘟疫病人出现。一位中医医生回忆说：“今春瘟疫渐行，……三月疫气流行，触目皆是。”而西医医生内勒司(N iles)也在1月16日诊视了一个病人，患者高热，腹股沟部疼痛肿胀。从症状来看，正是后来确定的此次瘟疫元凶——— 鼠疫。     历史学家根据文献记载，推论在明末时期中国已经有鼠疫大流行，当时称之为“疙瘩瘟”等。后来由于发现主要经由老鼠携带传播，于是将其命名为鼠疫。中国最早关于此病的医学专著是《治鼠疫法》，由广东吴川人吴存甫著于1891年。     1894年广州的疫情，显现于2、3月，暴虐于4月至6月。对广州市面的情况，《申报》有如下报道：     粤东保甲总局会办委员候补道陈厚斋观察籍隶皖江，宦游粤海，正当强壮之年。3月27日赴局办公，毫无疾病，回寓时沾染时疫，28日早起精神稍觉疲困，即饬人赴宪辕请假3天，藉资调养。不料陡然变症，神志昏迷，多方救治，药石无灵，延至是晚4鼓时，溘然长逝。(《申报》1894年5月16日)     某姓，家男妇八口，一日之内死至七人，祗存一女孩，不能出备棺衾，致尸骸纵横，屋内突一偷儿乘机掩入，向女孩索取银钱，女孩令代筹七人身后事，许以事后将室中所有悉数畀之，贼允之，既由市返，则女孩亦已倒毙室中，贼乃放胆搜括所有，不料未及出门，即染疫毙命。(《申报》1894年5月17日)     省中文武大小衙门无不传染，运署最甚，南海县次之。刻下书差人役竟有迁避一空者。(《申报》1894年5月23日)     ……一日早起，五人皆染时疫，势极沉重，延医诊治。惟二人应手而愈。三人则香消玉殒，返魂无术矣。……一时隶名娼籍者深恐传染，遂迁避一空。(《申报》1894年5月27日)     城厢地方瘟疫大作，两月之久仍未止息，且传染之速，尤觉日甚一日。常有宴饮之际，席未终而身已亡，谈笑之余，音尚存而魂已散。疫症出于俄顷，药石无所用之。(申报》1894年7月9日)     当时参与第一线救治的广州中医易巨荪形容全城之惨状说：“甲午岁，吾粤疫症流行，始于老城，以次传染，渐至西关，复至海边而止。起于2月，终至6月，凡疫疾初到，先死鼠，后及人，有一家而死数人者，有全家覄绝者，死人十万有奇。父不能顾子，兄不能顾弟，夫不能顾妻，哭泣之声，遍于闾里。”所称十万死亡人数为粤海关1895年报告采用。     与之相印证的是一位传教士W ales统计，在阴历3～6月间，广州城中售出9万具棺木。其中虽然不是全部死于鼠疫，但当时肯定也有很多贫民无力购棺。     中医救疫显成效     1894年，广州已经是中西医并存了。粤海关报告当时广州博济医院的规模每年接纳住院病人约2000人次，还有一个较大的门诊部。作为广州最有名的西医院，博济医院在瘟疫流行时负责接纳了部分从香港遣返广州的鼠疫患者，但是对于治疫也没有特效药。西医对瘟疫的治疗向来要先研究病原，鼠疫杆菌也正是在此次与广州同时发生鼠疫的香港被发现的。因此在疫病暴发之初尚缺乏认识，治疗以对症处理为主。另外，报纸报道：“西医教士风瘟疫流行，死亡相继，心存恻隐，亟思有以补救之，爰制有辟疫香珠、香牌，遣人四处分送。”所谓辟疫香珠、香牌等，纯属宗教物品，对防疫无实质意义。     因此，广州城中实际治疗瘟疫的主要力量是中医。多数中医此前也未曾治疗过此病，同样需要从头开始探索。医家李钟钰记载：“予当光绪甲午年需次粤东，初见斯病。其时省垣医生鲜知其病所由来，但名曰核症，而无从考其核之所由起，或从温治，或从凉治，十死八九。”不过，中医的优点是历代有丰富的经验，而且容易在实践中出成效。很快，医生们就获得了成功的经验。如几位伤寒派医家谭星缘、黎庇留、易巨荪合议本病，认为其表现与古典医著《金匮要略》中的“阴阳毒”有相似之处，于是以该书中升麻鳖甲汤主治，重用升麻，颇为成功。还有从其它渠道探索获得成绩的，例如温病派医家李朝栋取法江南杨粟山《伤寒瘟疫条辨》的治疗说：“今岁我粤，瘟疫盛行，余依法治，百不一倾。”也有医家自出机杼，如名医梁龙章，因求之古书无良法可循，于是日夜推敲历代厉疫，创立了“易数运气方论”，治疫取得成功，受聘在各善堂、医院行医，“历年存活不下十万之多”。     中医的疗效也得到了西方人的认可，粤海关税务司的法来格在1894年的报告中说：“初起之时，一经染及，多不能治，故殒命者甚多，华医群皆束手。迨至将止之际，华医已经探得病原，亦能设法疗治，故痊愈者日见其多。”     在1894年之后，广东各地的鼠疫仍然经常发作，中医的治疗经验也不断成熟。新会医生梁镜泉在1894年用黄蜞吸血法配合散淤提阳药治疗，效果一般，后来逐步总结经验，单纯用中药重剂治疗，效果非常理想，经验收载于《疫核医最易》一书。而广东高州罗汝兰在吴存甫的基础上也发明了新的更有效的治法，他的著作《鼠疫汇编》成为近代流传最广的中医治疗鼠疫专著。     甲午年中医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就能探索出有效治法，即使算上以后不断丰富成熟的时间，也不过一二十年。相比之下，近代西医从1894年发现鼠疫杆菌到出现有效抗菌药物，大约用了四五十年的时间。所以在1894年时流行着一句话：“省港大鼠疫，中医当救星。”由此可见，传统医学的丰富经验与辨证模式，在应对新病种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只不过，中医疗效与医生的辨证能力有很大关系，不像西医技术标准化易于推广。据谭次仲记载，甲午期间用升麻等药治鼠疫，黎庇留谓治疗百人中得生还者约有七八十，谭星缘则云只有百分之六十，而其他医生，或不敢用其方法，或用而不当，总之“治验之成绩，不如黎、谭远甚”。     呼唤城市公共卫生     可是，对于传染病来说，医治其实不是最佳策略。同样在1894年遭遇鼠疫袭击的近邻城市香港，死亡人数仅有2000多人，公共卫生管制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两地死亡人数对比，突显了中国内地医疗卫生体制的落后。香港政府在发现瘟疫之时，采取了有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包括集中隔离患病者，火化死者尸体，清洗发现瘟疫的区域等。这些工作，除了卫生人员外，还出动军队和警察来强制执行。这次鼠疫，促进了香港城市卫生的重大变革，使鼠疫危害逐渐消退。     而在广州，前面提到，很少看到官方关于1894年瘟疫的报告。翻检《德宗皇帝实录》，这一时期主要记录的是：朝廷上下都在准备10月份的慈禧大寿；在疫情正烈的4月份，广州知府张曾扬通过了上级的考察，获得上谕嘉奖；一支起义队伍被官军剿灭；5月12日任命了广东乡试考官……《大清会典》规定“凡地方有灾者，必速以闻”，但似乎只限于水旱灾荒，对疫灾并没有专门的规定。     《清实录》不载疫情，可能是官员们避免触慈禧祝寿的兴头而未上报，也可能上报了但未受重视。在瘟疫严重流行的广州，倒是不难看到地方官员忙碌的身影。     疫情发生之后，官府除疏散人员、加强监狱清洁外，还资助士绅开办养病施医所，印发治疫方药，然而这些措施都是被动式的补救，严格来说属于救济而不是防疫。广州之所以不能够像香港一样实施防疫，且不论有否防疫的意识和知识，就算有，也根本无建制可用。     以卫生而言，中医早就明白环境卫生与瘟疫的关系。吴存甫在《治鼠疫法》中提到预防措施说：“避之之法，当无事时，庭堂房屋，洒扫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洁净，房间窗户，通风透气，凡黑湿处切勿居住。闻近邻有鼠死，即要时时照察，埋鼠时掩鼻转面，勿触其气。”但在瘟疫发生时，官府能够动员的组织力量非常有限，靠衙门的差役只能洒扫监狱而已，传统体制里根本没有市政卫生建制来负责街道清洁。在外国人看来，广州暴发瘟疫几乎是必然的事情，粤海关在1882～1891年度的10年报告中曾说：“轻重不同的传染病，不时在全省各地蔓延，但广州始终未被波及。广州本身一直对各种疾病有着惊人的免疫力。从这个城市的卫生状况和环境来看，这是出人预料的。”这决非称赞，而是为广州感到侥幸。     而隔离和集中医疗措施等，也不可能实现，因为政府手里根本没有医疗卫生人员。广州市面开业医生虽多，都是民间自行运作，政府素来毫无管理。广州中医救治疫证完全出于职业道德，而当时畏疫而避的也不少，“粤省人心惶惶，路少行人。如悬壶医生，无法以治之，门前多贴乡旋，畏疫而避”。没有专业医疗队伍和公共卫生政策，广州就如同一座对瘟疫不设防的城市，仅靠个别医生英雄和道德志士，无法阻止它的沦陷。     109年之后的2003年，又是春天，SA R S肆虐，再次重现了甲午之疫的恐慌。同样显现于2、3月，暴虐于4月至6月。从恐慌到混乱到有序，人类经受住了SA RS的考验。以广州中医药大学为主体的中医专家们，在抗击SA RS的战争中，出人意外地发挥了关键作用。据世界卫生组织事后统计，全球非典平均死亡率11%，香港和新加坡17%，中国内地为7%。广东由于中医药最先介入治疗，死亡率仅为3.7%，而且后遗症最少。在其后的全国“抗非”战役中，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在第一时间为全国“抗非”提供了中医药基本方案，在香港“抗非”前线所取得的成就受到热烈称赞。     然而，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毕竟掩盖不了瘟疫的悲剧。如果说甲午之疫以惨酷的形式，向晚清政府提出了医事管理与公共卫生改良的问题的话，那么2003年的SA R S之役，人们惊觉，我国的医事管理与公共卫生改良依然路途迢迢，而且这百年沉疴之中又多了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

黎庇留的集思医案是我很喜欢的一本经方案例小册子，其中几十个案例生动活泼；后半部分用很大的篇幅，记述了当时广州鼠疫的情景，读来让人身临其境。

我也是从这本小册子，开始了解到岭南伤寒派的实力。另外，楼主有没有文章可以介绍一下现下岭南伤寒派的代表人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