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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流派]近代广东中医沉浮录之四 梁启超医疗事件与中医境遇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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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2010-02-21


梁启超割肾手术前后的争议，折射出特定的时代思潮。

    ●郑洪 陆金国
    民国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政局动荡不宁，南北战事难靖。在内忧外患之中，思想文化界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深入人心。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中医被认为属于旧学的阵线，日本留学归来的西医余云岫借势开辟了“新医”与“旧医”的战场，对中医进行各种抨击。在1929年著名的“废止旧医案”发生之前，中国思想界对中医的认识，集中地在广东新会人、国学大师梁启超的一次医疗事件中体现出来。
    梁启超被西医误割右肾
    1926年3月，梁启超小便出血，住进了协和医院。当时医生检查确诊为肾肿瘤，建议切除“坏肾”。梁启超决定接受肾切除手术方案。手术由协和医院著名的外科专家刘瑞恒主刀，副手也是美国有名的外科医生。手术相当成功，可是术后梁启超的尿血症状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重了。而协和医院也发觉，割下来的右肾并无问题。梁启超之弟梁启勋曾在1926年5月29日《晨报》副刊发表《病院笔记》记载这一事件说：
    “迨检查后，谓病在右肾……剖治时余未参观，但据力舒东之言，则当腰肾割出时，环视诸人皆愕然。力与刘（刘瑞恒）作一谐语曰：”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刘曰：“分明从右肋剖开，取出者当然是右肾，焉得有错。’乃相视而笑。力又云，作副手之美国大夫，亦发一简单之语曰：”吾生平所未之见也。‘以此证之，则取出之肾，颜色与形状，一如常人，绝无怪异可知。继乃将此肾中剖之，则见中有一黑点，大如樱桃，即从照片上所见，疑以为瘤者，即此物也。“
    今天来看，这是一起诊断不准确导致的错误手术。不久事情便为社会所知，于是议论四起。著名文人陈西滢发表文章说：
    “在梁先生初进医院的时候，上海一位懂得中医的朋友，写信给他，说他的病是不用施行手术的，只要饮什么汤就会好。这话不但西医们听了好笑，就是我们也一点都不信。可是这中西不同的推断究竟有多大的分别呢？大家都在暗中摸索，谁能说什么汤一定不能治愈这病症？即使不然，病人所受的损失，也不至于比丢掉一个腰子和七个牙齿再大吧？
    中医只知道墨守旧方，西医却有了试验精神。可是我最怀疑的就是这试验精神……我们的朋友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
    文章在《现代评论》刊出后，徐志摩也在5月29日的《晨报副刊》载文《我们病了怎么办》说：
    “假如有理可说的话，我们为协和计，为替梁先生割腰子的大夫计，为社会上一般人对协和乃至西医的态度计，正巧梁先生的医案已经几于尽人皆知，我们既不敢要求，也想望协和当事人能给我们一个相当的解说。让我们外行借此长长见识也是好的！要不然我们此后岂不个个人都得踌躇着：我们病了怎么办？”
    两人的言论，加上梁启勋的经过报告，令事件全程公诸社会，协和医院一时压力极大。这时，梁启超却发表了一份声明，题目是《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其英文件至今保存在病案中，中文则发表在1926年6月2日的《晨报副刊》上。文中说：
    “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它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事件至此，告一段落。梁启超崇尚科学、深明大义的形象，为社会所赞叹。不久后鲁迅提到此事，还讽嘲陈西滢和徐志摩说：
    “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轰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
    梁启超的真实心迹与后续治疗
    作为旁观者，人们不妨恭维梁启超的大度。然而，作为一个病者，梁启超的真正心迹如何？又是怎样治疗失误手术后的病情的呢？
    梁启超选择协和进行手术，本来是自己选择“科学”的决定。梁启勋曾说：
    “任公向来笃信科学，其治学之道，亦无不以科学方法从事研究，故对西洋医学向极笃信，毅然一任协和处置。其友人中有劝其赴欧美就名医诊治者，有劝其不必割治，辞却一切事务专心调养者，有劝其别延中医，谓有某人也同患此病，曾服某中医之药而见痊者，众论纷歧，莫衷一是。而任公微笑曰：”协和为东方设备最完全之医院，余即信任之，不必多疑。‘“
    因此，事后梁启超为协和辩护，实际上也是为自己辩护。在发表了那样一份高姿态的文章后，梁启超自然不可能再与协和计较。但是，手术的苦果是要由他自己承担的，他何尝不关心手术如何错误，结果会如何？但协和医院始终含糊其词。后来，在著名西医伍连德的帮助下，他才得以全面了解情况。在1926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说：
    “他（伍连德）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我从前很想知道右肾实在有病没有，若右肾实有病，那么不是便血的原因，便是便血的结果。既割掉而血不止，当然不是原因了。若是结果，便更可怕，万一再流血一两年，左肾也得同样结果，岂不糟吗？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
    手术之后的梁启超，既然症状并未消除，对西医又失却信心，那如何治疗疾病呢？其实，他依靠的就是自己所谓的“中国旧医”。
    早在此前，梁启超也曾用中医看病。1918年他曾患病，日本医生说是肋膜炎合并肺炎，后来又出现咯血，治疗十多日，“病不增而已，而憔悴日甚”，幸而此时老友唐天如从广东来探视，为其处方中药。梁启超给朋友信件中屡次提到此事说，“服其药五日，病已去八九”，“服天如药，日起有功，中秋后当可出游矣。田村前尚言恐须以药针吸取肋膜中之水，顷乃大讶，其瘥痊之速，自今以往，不敢菲薄国医也。”
    唐天如，广东新会人，梁启超同乡，曾任吴佩孚秘书长，精通医学，后来香港行医。梁启超与其相交甚深，据说他在做手术前本来也想请唐天如治疗，因唐未暇前来，所以才进协和。手术后并没有“越发健实”，不久尿血症状就复发。当时因正在北戴河养病，不能去协和医院，且有前车之鉴，于是再电唐天如前来。唐天如到后，诊断为“胆失其分泌之能”，处方十味：阿胶、泽泻、当归、白茅根、小茴香、肉桂、苦楝子、焦黄连、浮小麦、黑蒲黄。结果数剂见效，效果非常好。8月22日，梁启超欣喜地写信给子女说：
    “一大群大大小小孩子们！好叫你们欢喜，我的病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好得清清楚楚了！服药前和服药后，便色之变迁，忠忠已大略看见。……据天如说：病源在胆，因惊惶而起，胆生变动，而郁结于膀胱。其言虽涉虚杳，但亦有几分近似。盖吾病之起，实在你们妈妈病重时，不过从前不注意，没有告你们耳。天如说的病理对不对，他的药真是其应如响。一年半之积病，十日而肃清之，西医群束手谓不可治，而一举收此奇效，可谓能矣！我现仍小心静养，不太劳，你们十二分放心吧。”
    1927年4月，梁启超做手术一周年之后，回到协和住院检查，结果表明：肾的功能已完全恢复，其他各部分安好。尿血虽未完全断根，只要静养，已无大碍。
    “科学”精神与对中医的苛责
    围绕梁启超割肾手术前后的争议，折射出特定的时代思潮。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正酣，中西医之争也硝烟弥漫。梁启超、鲁迅等人都是革新派，鲁迅说过“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这样的话，还曾说：“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梁启超则写过著名的《阴阳五行说之来历》，文中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吾辈死生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以他们一贯不遗余力提倡新学的立场，支持西医并不意外。
    遭受了错误的手术，身体受到很大戕害的梁启超，不肯追究协和的责任，甚至还公开为对方开脱，人们还可以理解为梁启超对“科学”的宽容。但是，对于自己多次经中医治疗好转的事情，他却绝口不向社会公开，甚至在声明中还批评中医治病为“瞎猜”；接受唐天如的治疗，却又说他“言涉虚杳”。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何以对西医与中医的态度反差这么大？
    梁启勋说，梁启超“辛苦数十日，牺牲身体上之一机件，所得之结果，乃仅与中医之论相同耶。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病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总而言之，同是幼稚而。”这就是有人说的，西医治不好病，也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病，也不“科学”。
    类似的例子，在这一时期并不少见。另一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曾患水肿，西医屡治不效，后来由中医陆仲安治愈。当时报刊报道胡适患的是糖尿病和肾炎，但后来胡适一直否认他的病曾被确诊，用意是不承认中医能治好这两种病。他们刻意讳言与中医的接触，也许对于他们来说，个人的疾痛获愈不过是私人“小”事，承认中医能治好科学诊断的病却是原则“大”事，只有如此苛刻，才能表明自己的“科学”精神。由此不难看出，新文化运动树立的“科学”霸权何其强势！
    因迷恋“科学”反被“机械科学主义”和“狭隘科学主义”所伤，这是梁启超的个人悲剧，也是时代悲剧。那么，中医到底是不是科学呢？也许论证这一不成问题的问题尚需篇幅。然而，写作此文时，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又一项中医理论课题成为国家973重大项目，课题负责人许能贵教授，继2005年该校终身教授、国医大师邓铁涛首获首席973项目科学家后再次获得此殊荣，是广东的骄傲，更是全国中医界的骄傲。中医药学的科学价值由此也可见一斑。
    其实，梁启超、鲁迅、胡适……都有深厚的国学根底。从真正的科学精神来说，他们何尝不知道传统文化也有其精华？只是为尽快革故鼎新，破除封建残余，这一代知识分子不惜让传统文化受到深重责难。这确实是中国新生之前不得已的阵痛。可是，这样的情势却给了余云岫等反中医者以鼓舞，很快，他们将中西医论战推向了卫生行政中存亡废立的生死斗争，他们抨击中医的武器，依然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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