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悬殊、阶层的断裂、权利的落差，固然是亟待纾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足以支撑杀人有理的逻辑吗？在大是大非、大善大恶之上，总有法律或道义的底线摆在那里。我们吁求公平，但无法接受恐怖主义路径的公平；我们期待正义，但不能默许以命祭天式的正义。设若我们的悲悯模糊了是非的界限、设若我们的慈善暧昧了善恶的边缘，这与鼓励普通人拿起砍刀解决问题的丛林社会有何差异？
有一些不幸的预言，一语成谶。从广东湛江到江苏泰兴，“南平血案”触目惊心地翻版上演：4月28日15时左右，广东省湛江市下辖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男子冲进校园，持刀砍伤15名学生和1名教师；紧跟其后的4月29日上午9时40分，江苏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发生一起伤人事件，一名男子持刀冲入校园，砍伤31人，警方称，凶手已经被擒获，目前已有4名小孩身亡，其余受伤儿童已全部送往医院抢救。
还有什么比孩子无辜被砍杀更让人悲愤绝望？还有什么比孩子的疼痛更让我们揪心不安？凶手选择了社会最脆弱的大动脉，以自戕式报复社会的姿态，凶残地抡起砍刀———是非善恶面前，如果我们还要为这种行为寻找出值得悲悯的所谓理由，那么，下一刻，我们的孩子置身危险境地，就必会源于盲目的同情与隐约的鼓励。
4月28日，是福建南平凶杀案制造者郑民生被执行死刑的日子。但这个本该留下太多思考与反省的日子似乎并没有唤醒嫌犯停下行凶的脚步，道理何在？有人说是学校的安保条件亟待加强，但即便是有着警察进入校园传统的西方国家，也依然阻挡不了惨案的发生。警察也好、监控也罢，或者门卫个个换上特工，所能保护的对象也终究有限。在南平血案之后，我们的确做了很多擦亮眼睛的工作，精神也高度紧张，遗憾的是———公众一边在给幼儿园装上铜墙铁壁，一边又在搅动悯恤凶手的社会情结，譬如生活中的失意、工作中的不满，舆论给出了一个个好像“情有可原”的幕后语。
既得如此宽恕，必有效仿临摹：譬如同样在南平，血案之后，曾有当事人宣称：“我女儿的冤屈得不到伸张，如果你们不处理好，我也去杀人！”3月30日，在举报邻居违建百次未果后，武汉的当事人也在网上留言：“如果我的合法权利一直得不到保护，我只有效仿郑医生的做法……”而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的抱怨或威胁可能更多。
即便是法治社会，我们当然不排斥私力救济。但问题是，私力救济不是拿他人的生命财产埋单我们的委屈与不公，不是绑架社会以控诉制度或体制的症结。财富的悬殊、阶层的断裂、权利的落差，固然是亟待纾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足以支撑杀人有理的逻辑吗？在大是大非、大善大恶之上，总有法律或道义的底线摆在那里。我们吁求公平，但无法接受恐怖主义路径的公平；我们期待正义，但不能默许以命祭天式的正义。设若我们的悲悯模糊了是非的界限、设若我们的慈善暧昧了善恶的边缘，这与鼓励普通人拿起砍刀解决问题的丛林社会有何差异？
南平血案之后，作家连岳先生说过这样几句话，“一个人若报复社会，只求一死，学校这种容易得手的目标，目前还真是防不胜防，除了减少仇恨的产生，学校的安保有什么办法吗？”公众深以为然，不少人沿袭这样的逻辑对社会机制反思极端。但是，这个反问恰恰抹杀了舆论的力量、社会价值评判的力量。不公者为何面对镜头仍会有杀人的底气？不平者为何个个深感杀戮的理由百般铿锵？———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警惕吗？
敬畏生命，是人类人性和道义的底线；不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权益，是法律的底线。底线不容践踏，杀人者就是大恶不赦———让我们全社会收起廉价的同情、关上泛滥的反思，只有谴责与严惩，才会为孩子关上社会风险的大门。
邓海建
（来源“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