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说起
文／俗士
我第一次听到“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这句话是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是李鸿章对梁启超劝他当总统时说的一句话。这句话，既反映了李鸿章无法超越自我不思进取的心态，同时也表现出一个悲剧人物身处大变革时代无能为力的无奈，与剧情配合很贴切也很令人动容。
后来有人指责这句话，是为至今没能进一步深化改革找的托词。想来这样说是很有道理，这时再细读这句话，就只有不思进取，而不再有无能为力的无奈感了，满是推诿之意。
前两天，看到网友谈一点感受在聊德克勒克的话题，遂引了何静均《南非：一个人的死亡引发的和谐社会思考》一文中的一段话：“曼德拉说，博塔做过许多坏事；姆贝基说，博塔是种族隔离政策维护者；德克勒克说，博塔是个独裁者。但是，他们仨都同时承认，就是博塔，才开启了南非走向平等、和解、团结的政治改革的全民谈判，这场谈判最终带来了1994年南非有史以来第一次各种族平等参与的大选，曼德拉当选为第一位南非黑人总统。曼德拉的当选，标志着南非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
细读此段，忽然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对“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这句话又有了新的理解。我想，博塔及他同时代的人，其实也只是做了他们那代人所能做的。或许他们可以做得更多，但也没能超越自己，大概至多算是在坚冰上凿了一个眼吧。博塔留给后继者的也很不完善，而且据说，博塔至死都没有承认种族隔离政策是错误的。可是南非之幸恐怕就在于：后继者没有因此抱怨上一代人留下的是一个不完美的体制，也没有因前人改革的步子太小而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他们只是接过前人的担子，做了自己这一代人应该做的事。
反观我们，感触良多。最近我就一些人认为的贪官有人性的观点进行思考，感到中国贪腐严重，不仅是体制和贪官的问题，对贪腐的认同几乎是我们每一个国人的共识。我们一边说中国的改革到今天这一步是因为没有进行整治改革的必然结果；一边大谈腐败的必然性及合理性，甚至宣扬“不贪是傻子”“痛恨贪官者几近脑残”的观点，把“前腐后继”当作至理名言，岂不哀哉！
最近，在讨论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也同样令人担忧。我想，大学知识分子云集，与世界先进文明的距离也最近，理应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发动机，然而，大学却在去行政化这个问题上抱残守缺，同样不思进取，并且，现在的大学就是衙门，少有令人尊敬教授和成果，这难道不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吗？在近日凯迪网做的一个讨论节目《【凯迪夜话】论战：大学现在该不该去行政化》中，一位嘉宾，北京某高校的教授，很堂而皇之地说：“目前条件下，大学教授之所以还有一点点地位，很具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因为大学校长行政级别比较高。如果这一点也没有了，那大学就更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当有网友指出：“这叫诡辩。先进教育国家有行政级别吗？倒是没有行政级别的教育国家的大学很值得人尊敬”他竟甩出一句“那请你先把中国变先进了再说。”我想，这话几近无赖了。不过这句话也反映出国人普遍的心态：等别人奋斗，自己“摘桃子”。
想到这些，我给谈一点感受网友留言说：“今天我们又把现在的问题归咎于改革（之初），这样就可以不必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了。有一句话叫‘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有人把这句话当作推卸责任的话，这是有道理的，但我更觉得它是一种警示，即：不要把自己没做好的事，（责任）推到上一代。”
他回答说：“互相推卸责任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每个人都有自己应当推卸责任的充分理由：掌权者认为自己工作对民族的责任很重大，容不得一点闪失，所以自己不应该先行变化；普通群众认为政治改革自己没有一点责任，自己的思想行为对改革没有联系，自己也不应该先行变化。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大家都不变化，于是民族也不发生变化。”
的确，我们总是那么习惯于推卸责任，推卸责任几乎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了。从官员不肯对过失认错、道歉，到上面提到的那位教授，再到生活的中小小的擦碰——人们总是习惯斥责对方“没长眼睛”之类的，莫不如此。
是啊，前人已经做了，他们不可能做得更多了，或者说，他们已经这样了，现在轮到我们自己做下去了。问题是，我们是否能担负起我们的历史责任，或者说是否有这种责任感。难道是，要让我们的后代重复我们说过的话：“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这句话，不过是他们那代人不思进取的托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