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早在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崧泽文化中已存在六爻数字卦，特别是自上一世纪九十年代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出土以来，学界已普遍认识到传说中的《归藏》易是一真实存在，因此八卦源于商周数字卦首先在年代上就存在问题。由于商、周龟卜的存在和事实，人们便将龟或龟甲理所当然地视为占卜之物。易学界对史前考古本不接触和熟悉，所以这一次是考古界将史前墓葬龟甲与占卜与数字卦联系了起来。比如俞伟超、张忠培先生都将凌家滩新石器墓地出土的刻纹玉版、玉龟以及大汶口文化、裴李岗文化出土的龟甲指认为卜卦器具（俞伟超《含山凌家滩玉器和考古学中研究精神领域的问题》，《文物研究》第五辑，黄山书社1989年版；张忠培《窥探凌家滩墓地》，《文物》2000年第9期）。负责贾湖遗址发掘的张居中先生则与人合作，将数字卦和八卦的起源与贾湖墓葬龟甲联系了起来。史前墓葬龟甲多装有小石子，少者三颗，多者一墓八龟壳内有173颗。张居中、宋会群先生认为这些龟甲石子即是古人卜卦所用，其法是摇动龟壳，振出一些小石子，然后数龟壳内剩下的石子数，或奇或偶，经数次即可得一卦。他们同时对贾湖遗址、大汶口文化等墓葬龟甲随葬习俗作了研究，发现贾湖遗址早期墓葬龟甲的规律是凡葬龟甲之墓每墓均葬或一、或二、或四、或六、或八之龟，到贾湖三期时，一墓四、六、八龟的现象完全消失，代之以一龟或二龟，到了继之而起的下王岗、青莲岗、大汶口文化时期，龟甲的葬法基本上是一墓一龟，有少部分一墓两龟，两龟以上的极少见。宋、张两位先生对此现象给出的解释是：“这说明贾湖晚期以后，用龟腹石子的数卜似乎已有成法，已发现了奇偶的八种或六十四种组合方式规律，而贾湖早、中期的奇偶排卦法尚处于摸索阶段，较少的吉凶断词数目和较多的得卦数目具有明显的矛盾，人们还无法把握4——8个奇偶全排列所带来的数百种卦的结果，因此在贾湖晚期，就放弃了两个以上的龟腹石子筮占，而只用一龟或两龟的筮占”，“因为一龟者每摇三次，即可得八种组合，二龟者各摇三次，即可得64种组合，与后世的八卦和六十四卦相合”（宋会群、张居中《龟象与数卜》，刘大钧主编《大易集述》）。这种推测撇弃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贾湖墓葬骨笛一般都是成对埋藏，而墓葬龟甲除葬一龟及龟甲碎片者外，葬龟数目皆为偶数即二、四、六、八且最多不超过八个（即使象M355随葬三个龟甲，但它仍以4个碎片的形式随葬——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下册978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成对埋藏的骨笛经测音研究已证实其为雌雄双笛（黄祥鹏《贾湖骨笛的测音研究》，《文物》1989年第1期；吴钊《贾湖龟铃骨笛与中国音乐文明之源》，《文物》1991年第3期），因此贾湖骨笛和龟甲的葬俗表明当时阴阳（雌雄、奇偶）观念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骨笛、龟甲、叉形骨器是贾湖墓葬中三种最重要的宗教礼仪器物，而三者同出者仅有2座，如M344葬骨笛2支、龟壳8副、叉形骨器1件，墓主被推断为殉社的巫师或领袖一类人物（参见《舞阳贾湖》下册976页及吴钊《贾湖龟铃骨笛与中国音乐文明之源》），证明对阴阳和八数崇拜的真实存在。按理，原始人对十数的崇拜必然早于八数，因为前者是通过人的十个手指、十个脚趾而认识的，而后者应是来源于对方位和季节即四正四隅八个方位和一年四时八节的认识。贾湖墓葬龟甲为什么止于八数呢？按易学的象数观念，成对埋藏的骨笛和止于八数的葬龟方式，本身即可释为阴阳八卦，即贾湖墓葬龟甲骨笛的埋藏方式是以易学本身所具有的表达方式来表示对阴阳八卦的崇拜，而不是在起源的过程中。从八数崇拜亦可得出这个结论，八与四方八角、四时八节相关，而方位与时节在古人那里总是联结在一起的，就象商代甲骨文四方风名所表示的意义一样，四方八角、四时八节古人通过立杆测影、天象观测也可同时得到，因此贾湖墓葬龟甲止于八数必然与时节相关，而这从另一个角度恰好可以说明八卦的本原是与天文历法相关的。贾湖墓葬龟甲为什么出现由葬二、四、六、八之龟向埋藏一龟、二龟的方向发展，为什么不向葬三龟（每龟摇一次即得三爻八卦）、四龟（每龟摇一次即得四爻十六卦、摇两次即得八爻二百五十六卦）。五龟（每龟摇一次即得五爻三十二卦）、六龟（每龟摇一次即得六爻六十四卦）的方向发展呢？之所以会向一龟可得八卦、二龟可得六十四卦这种确定不移的方向发展，它仍然暗含着八卦六十四卦可能早已产生（假如贾湖墓葬龟甲及大汶口文化等墓葬龟甲确是用于数卜的话），而不是在产生的过程中。即为了要得出八卦、六十四卦，表达对八卦、六十四卦的崇拜，古人才改为葬一龟、二龟，而早朝的四龟、八龟是摇不出八卦、六十四卦的（六龟摇一次可得六爻六十四卦，但可用一龟、二龟来代替，故省俭），它们确是处于一种摸索阶段。由龟卜产生八卦在学理上是无法推导古人为什么要得到八卦、六十四卦的，只了承认八卦、六十四卦在龟卜之先早已存在，上述学者对贾湖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龟甲的推测才可能得到合理的说明，这是事理的必然。
除了龟甲本身以外，将史前墓葬龟甲视为占卜之物或“卜卦器具”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或有说服力的依据。目前有确凿依据的最早的占卜之物是龙山时代的卜骨，但其年代显然大大晚于崧泽文化的数字卦，因此学者便将史前墓葬龟甲指认为“卜卦器具”。实际上史前墓葬龟甲与商周占卜龟甲是有区别的。王育成先生对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所出龟甲以及凌家滩所出玉龟甲的钻孔及形制作了研究，发现龟背甲皆钻四孔呈方形布列且腹甲均被截去一端，他认为这是一种使用、制作龟甲的习俗（王育成《含山玉龟及玉片八角形来源考》，《文物》1992年第4期）。冯时先生则对这种龟甲的含义作了揭示，指出龟背甲乃象天盖，其上所钻呈方形的四孔象北斗斗魁四星（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389页，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版）。而商周占卜龟甲作为占卜之用的烧灼孔不仅又凿又钻呈“?”或“ ”形，而且钻凿孔数不定，有的多达数十个。易学乃象数之学，象、数、理三者内在统一，象不同、数不同，则理不同，怎么可以将史前墓葬龟甲的含义与商周占卜龟甲等同起来呢？另外，即使商周占卜龟甲，它也不是用于起卦，与八卦的起源和产生没有关系，因为古人是通过烧灼钻凿孔看其裂纹而断吉凶的。张居中、宋会群先生所设想的龟卜法与史前时代发现的数字卦也毫无关系，因为前者得到的只是奇偶两种因素组合而成的八卦或六十四卦卦象，根本不可能得到数字卦。即使据贾湖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龟甲，也设想不出数字卦的产生，因为数字卦必须出现一至八或一至九这些数字，而贾湖龟腹石子少者三颗，多者八龟达173颗，大汶口文化的龟甲内装小石子也多达数十颗（王育成《含山玉龟及玉片八角形来源考》）。
总之，八卦起源卜筮说或数卜论在学界虽然是一种很流行的看法，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在史前时代无据，在商周时期也无据。根据已有的各种材料和说法分析，它们在学理上大多扞格难通或并没有给出具体的产生过程及情形。汪宁生先生所言民族学资料只是说明要得到一个具体的卦可以通过什么方法或程式而已，与八卦起源并无关系；正象我们今天起卦要记下各爻的数字以便计算和判断一样，数字卦也与八卦起源没有关系，当然八卦起源与龟卜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至少就目前的材料和情况而言。
韩永贤先生1988年在《内蒙古社会科学》发表《对“河图”“洛书”的探究》一文，认为河图洛书实质是立体图，河图是游牧时代的气候图，洛书是游牧时代的方位图即定位辨方的“罗盘”。韩先生这个研究在国内外引起不小的轰动，而且他将论文寄给李约瑟博士后，受到李约瑟的赞许。但是，深入分析韩先生对河图洛书的“破译”，我们发现，它不但没有考古依据，而且在学理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韩先生认为，河图中位的圈点表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河图东、西、南、北四方位上的圈点表示雨水量：圈在天上，表示阳光，在地上表示晴天与干燥；点在地上表示阴天与降水量。河图中位的5个圈排成环形，表示天是圆的，到处是阳光，太阳运行不息，也与古代神话中说天上有许多太阳是相一致的；河图中位的10个黑点表达大地不发光不发热，由于地很大是方的，故在平行的两侧，各画了5个黑点。河图是依据实际气象定方位的，其四方位上的圈点数东方圈1点6、南方圈3点8、西方圈7点2、北方圈9点4，点与圈在四方位上各自所占的比例是东方点占6/7圈占1/7、南方点占8/11圈占3/11、西方点占2/9圈占7/9、北方点占4/13圈占9/13，换算成百分比分别是东方点占86%圈占14%、南方点占73%圈占27%、西方点占22%圈占78%、北方点占31%圈占69%。据此可知，东方雨水量最多达86%，南方次之为73%，北方再次之占31%，西方干燥雨水量最少，只占22%，与我国东、南、西、北四方的降水量和气候非常吻合，因此河图是某一游牧部落依靠长期游牧生产生活的实践总结出来的远古时代气候图，并且它表明上古游牧时期的气候与今天大致相同。洛书也是以天圆地方学说为根据绘制的一张立体图，洛书中宫的5个圈即表示“天圆”，用四方四隅上的圈点表示地面上的八个方位；用圈表示东、南、西、北正方位，用黑点表示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偏方位。洛书定方位是依据北斗七星在北而确定的，所以洛书中七个圈所在的方位为北方，而一个圈所在的方位为东方，恰与太白金星的位置一致。洛书数阵的排列遵循“在一条线上的圈或点，加起来是10”的规则，这是为了便于记忆和区分不同的方位之故，因此“圈是顺时针排列的，1、3之后当为5，5被天占用，当为7，但7加1不等于10，故排9，北排为7，7加3亦恰为10。点是逆时针排列的，2、4之后当为6，6加2不等于10，故排8，余6加4，也恰好为10”。先由东方开始，顺时针布置奇数至北，然后由西北位开始反时针方向布置偶数，洛书即由此产生。河图使用55个圈点，洛书使用45个圈点，省去了河图中位上表示“地方”的10个黑点，因为洛书本身就是专表地理方位的罗盘，所以简化得合理。只要有金星和北斗七星定位，对照洛书就可以辩明其他方位。韩先生认为只有游牧时代游牧部落才会产生河图那样的气象图以及洛书那样的方位图，“农业时代已定居，辨别方向不是那样重要了，而且由于定居，一般已不能统计出象河图那样的气象图了”。后来由于人们把这两张图与阴阳五行联系起来加以演绎，便面目全非了。
按韩永贤先生的说法，河图、洛书的产生和使用都是在游牧时代即在定居农业发生之前。我国至少在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已是定居农业时代，那么河图、洛书的产生和使用主要是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前期、早期以至上溯至距今一、二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但迄今为止，距今七千年以上直至距今数万年前，无论石刻、骨雕、岩画、陶器等等，均未有一点河图、洛书的信息或者影子存在。对于游牧时代非常重要游牧部落使用频繁的作为气象图的河图、作为方位图的洛书在游牧时代反而不见踪影，这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吗？这是其一。其二，河图既是根据我国东、南、西、北四方位上的雨水量统计出来，那么古人是如何将雨水和干燥气候各自所占的百分比换算成圈点数目的，必须给出合理的解释，否则，这种破译免不了“空中楼阁”之嫌。东、南、西、北四方位上的雨水量或干燥气候是通过相互比较而产生差异并因此而存在的，因此这种比较必然存在公分母、百分比，不然是无法比较雨水量或干燥气候的多少的，更无法换算成圈点或确定圈点之比以及圈点数目。比如东方圈点的公分母是7、南方圈点的公分母是11、西方圈点的公分母是9、北方圈点的公分母是13，这就无法比较四方位上的雨水量或干燥气候之多少，即使根据经验和常识可以确定四方位之间的雨水量或干燥气候之多少，不用百分比，但又必须对东方圈点公分母为什么用7、南方圈点公分母为什么用11、西方圈点公分母为什么用9、北方圈点公分母为什么用13作出解答，而且还必须对各方位上圈点的具体数目的形成给出解释。如果用百分比统一表示东、南、西、北四方位上的雨水量或干燥气候，那么仍然必须对各方位上的雨水量和干燥气候换算成各方位上的圈点之比和圈点数目给出解释和计算方法。我们今天根据河图四方位上的圈点数目很容易得到各方位上的圈点之比并将它们换算成百分比同时发现它们与我国四方位上的气候吻合，但是古人是根据气候作图，是先有各方位上的雨水量及干燥气候之多少，然后才有各方位上圈点之比及圈点的具体数目。如果不从古人的角度、不对作图的方法和程序给出具体的阐释和说明，那么河图作为游牧时代的气象图、气候图只能说是一种“吻合”或者一种解释，而不能说是一种根据实践、统计得来的科学图案或者“经验总结”。河图四方位上的圈点数显然是对1——9九个自然数的运用和安排，而且这种运用和安排极有规律即所谓“生成数”和“天地数”之说（参见陈抟《河洛理数》、《周易·系辞》），如果古人发觉这种规律性很强的布数图案可以大约地表示我国东、南、西、北四方位上的雨水量及干燥气候情况，那也说明河图的产生不是因为气候，而只是对十个自然数的规律性运用和安排，是一种人为的对数的安排。另外，河图作为“气象图”还必须对中位上的十个黑点作出解释。按韩说，十个黑点排成平行的两列是表示“地方”，但表示“地方”为什么不用四个黑点或者八个黑点呢？四个黑点或者八个黑点表示“地方”显然比十个黑点更适合，因为任何方形无论实质上还是给人的直观感觉都是四方八位，而与数量上的10没有关系。如果说河图四方位上的圈点，已经使用了1——9九个自然数，为了避免重复或者便于记忆，所以中宫要用十个黑点表示“地方”，那么这等于说河图就是对1——10这十个自然数的安排和运用，而与什么实践、统计、经验总结之类无关了。其三，韩永贤先生所说“游牧时代”是一个定义不甚清晰的概念。按人类获取食物的方式和途径而言，狩猎和采集经济早于种植农业的发生，而规模性的畜养牛羊、真正的“游牧时代”必然不会早于定居农业的发生，因为规模性驯养动物、驱赶动物“逐水草而居”必然要经过家养动物、少量的驯养动物这一环节。如果是狩猎，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不需要“罗盘”，因为动物的去向、逃跑方向就是“罗盘”；如果是规模性的驯养动物、驱赶动物“逐水草而居”，那么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游牧部落才可能星夜兼程，需要靠北斗七星或者太白金星定位辨方。罗盘（即指南针）的作用在于失去了外在的参照物或者说它不需要借助外在的参照物而能够定位辨方，比如在密林中、在黑夜里、在阴雨天，在茫茫的戈壁或者海洋上，罗盘的指针始终指向南方，而洛书根本不具备这种性质和功能，没有北斗七星和金星的出现，洛书作为方位图就完全失灵。如果是白天，有太阳定位辨方，所以用不着洛书；如果是阴天和雨天，没有太阳也没有星星，洛书也不管用；如果是没有星星的夜晚，洛书也不管用；如果是有北斗七星或金星出现的夜晚，则北斗七星和金星本身就是“罗盘”，也用不着洛书，何况驱赶着牛羊的“游牧部落”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在夜间赶路。作为方位图的洛书既没有“罗盘”的功能、没有指示方位的功能，也没有产生的动因和必要，因为当北斗七星出现时，人面向北斗，前方即北方，背后即南方，左手即西方，右手即东方，比洛书使用起来更方便（金星的情况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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