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门研学”的第五个表现是自我为大、自我陶醉，这也是前述现象和表现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按照有关人士的说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产生了一个“《周易》热”。关于这次《周易》热形成的原因和背景，有几种不同版本的说法。刘大钧先生认为这次《周易》热“起始于首届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他在1996年接受香港中通社社长郭招金采访时说：“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五日，经国家教委批准，在济南山东大学召开了建国近四十年来的‘首届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大会的召开，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全国各大报刊杂志及港台与美、法、德、日、韩诸国报纸纷纷对此次大会作了详细报道。这次会议从参会学者的人数到提交论文的篇数，都是建国以来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易》学盛会……可以说，正是这次国际易经大会，拉开了中国大陆《周易》热的帷幕”（《本刊主编答香港中通社社长郭招金先生问》，《周易研究》1996年第2期）。张志春先生则有另一种说法：“自1984年5月在武汉召开第一次全国性的《周易》学术讨论会之后，打破了建国后几十年《周易》研究的沉寂局面。国际、国内各种各样的周易学术研讨会频频召开，国际性的、全国性的以及省、市、县级周易学术研究团体纷纷成立，‘周易热’不仅限于学术界、知识界，甚至波及政界、商界、军界，乃至寻常百姓家，而且‘温度’持高不下……”（张志春《访中国周易研究会会长唐明邦》，《名家》1998年创刊号）。唐明邦先生在自己主编的《周易评注》中也说：“1984年初夏，在武汉东湖之滨举行了易学史上的空前盛会——中国《周易》学术讨论会，对三十多年易学研究成果作了大检阅。人们高兴地看到，易学研究引进了现代科学的新方法，利用了近年考古发掘的新资料，开拓了《周易》研究的新领域，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标志着易学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正象刘大钧在一些场合对1984年武汉易学研讨会一笔带过一样，唐明邦也对1987年济南易学研讨会一笔带过：“1987年在济南召开的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是这一研究风尚的进一步发展”（《周易评注》15页）。置身于武汉会议和济南会议之外的周山先生则有第三种说法：“本世纪，《周易》研究有几次高潮，而以最近20年的研究历时最长，声势最大，成果最多，人称‘周易热’。这次研究能形成热潮的文化背景有二：一是70年代以来国内田野考古工作的新发现；二是国外科学方法的危机”（周山《华夏有株长青树——〈周易〉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社会科学报》1996年6月13日）。
谭继和、祁和晖先生则有第四种说法，他们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有三次易学热，而且是“七十年代海峡对岸的薛学潜发表了《易经数理科学新解》引发了七十年代未至八十年代海峡两岸中国人的第三次《易》学热”（谢祥荣著《周易见龙》谭继和、祁和晖序，巴蜀书社2000年10月第1版）。关于八十年代“《周易》热”产生的原因和背景，想念还有一些不同的版本和说法。依愚人所见，上一世纪八十年代的“《周易》热”实际是与社会变革有关，易学研究一方面与帛书《周易》及数字卦的出土、破译有关，一方面它不过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一个支流，而《周易》算命热也不过如八十年代流行起来的牛仔裤、迪斯科、长头发、扫帚裤等等一样，是时代和环境宽松之后的一些自然现象或反弹，实在与会议没有什么关系。就是那两次会议以及别的什么国际、国内《周易》学术会，也是时代变革和思想解放运动中的浪花，是对热的一种附和，是“流”而不是“源”。拿会议说事，似乎是没事找事说，而不能公允、客观地对人对己，则非学者立场。
有关易学界的宣传文章中有四个里程碑、五个里程碑之说：第一个里程碑是指1987年12月在山东济南召开的中国首届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第二个里程碑是指1988年10月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的成立，第三个里程碑是指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周易研究》杂志的创刊，第四个里程碑是指大型电视系列片《中华周易》的摄制，第五个里程碑是指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改名为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就是当代中国大陆易学研究的五个重要里程碑，当然它们都与刘大钧先生有关。不要以为这只是某个记者的无知和吹嘘，刘大钧先生自己就是这样看待的。他在“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美国国际易经学会主席、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中英先生在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发言中又断言，博士点的设立、基地的建立，将是继1987年岁末济南首届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周易研究中心的成立、《周易研究》杂志的创办发行之后，大陆易学研究的第四、第五个重要里程碑，这就使得会议探讨的话题相对集中，严肃而又欢快的氛围充溢于会议的内外”（这话听起来怪怪的。如果成中英先生不说“里程碑”之类的话，那这次会议的话题不是就不能集中，不会有“严肃而又欢快的氛围充溢于会议的内外”了吗？那是什么原因呢？）。可是根据这四个、五个重要里程碑，我们实在看不出刘大钧先生的学术成就，看不出刘大钧先生是一位易学大师、学术大师，而最多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刘大钧先生是一位活动大师、组织大师。将一个活动大师、组织大师的工作和水平等同于中国易学研究的水平是可笑的。更何况无论中国周易学会也好，周易研究中心或基地也好，《周易研究》杂志也好，或者是《周易》学术研讨会之类，它们都只是和《周易》有关，而和“易学”还差着一段距离，因为《周易》只是《连山》、《归藏》、《周易》三易之一，而且《周易》年代最晚，《连山》、《归藏》既不属于《周易》，太极八卦、河图洛书、阴阳五行的产生更不属于《周易》。成中英先生是一位学有所得、学有所成、德高望重又有中国传统美德的学者，他到中国来作客，入乡随俗，免不了送几句溢美之辞于东道主，以便使“严肃而又欢快的氛围充溢于会议的内外”。这种行为就象我们到别人家作客，见了别人抱着的孩子，不论眉清目秀还是鼻塌嘴歪，总是会说：“这娃儿好乖！”
正是因为易学界的自我封闭、自我陶醉、自我为大，陈久金、张敬国、田合禄、田峰以及连劭名等人的研究才未引起易学界应有的注意和重视，张政烺先生对数字卦的破译，赵庄愚、成中英等先生对数字卦和八卦起源的认识也未能使易学起源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而易学、八卦还在混沌、神秘中沉迷。
反思之五：主观臆断? 妄说盛行
由于太极八卦、《易经》的起源和本原研究未有根本上的突破，因此有关《易经》和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的臆断妄说十分盛行。
有些妄说是一望而可知的。比如，笔者曾多次看到这种介绍，有人在破译了《易经》和太极八卦之谜后，著成《宇宙物质成因学》，完成了拉普拉斯——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后来知道，这位了不起的中国人便是中国铁路系统的王锡玉先生。根据王锡玉先生对太极八卦图的破译以及他创立的“宇宙统一场数（素）生成与转换理论”，不仅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可以修改，而且当今世界上诸如气功、特异功能、癌症、艾滋病、飞碟、外星人、金字塔、百慕大三角、海洋潮汐、太阳能源、中子星成因、慧星、万有引力等等一切使人大惑不解的千古之谜和宇宙中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都有望得到一种新的解释或解决，因此它是人类认识史上重大革命风暴的开端，它将加快人类文明的进程。这种没有科学依据，不能证实和检验的臆想竟然能够得到中国数十家媒体的追捧和报道（参见张其成著《易符与易图》252页，《解放军报》1988年1月8日）。直到近年，易学界还有人神乎其神地继续以“妄”传“妄”，说什么“当今，有人研究发现中国几千年以前的太极八卦图，竟是人们苦苦追寻的宇宙统一模式图、宇宙统一方程式！”、“目前，中国的科学家以《易经》为基础，完成了‘宇宙物质成因学’。发明者是在识破了伏羲古太极图，完成了拉普拉斯——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提出的崭新的科学系列理论。这一突破，将建立起一整套新的自然科学理论的基础，对当今世界一系列科学观念进行一次总体上的大清理和根本性的大改造”（凌志轩著《易经趣观》103页，亚太国际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河图洛书亦有类似的情况。如，孙国中先生主编《河图洛书解析》即言：“《河图》、《洛书》是宇宙发展运动的图式，其小无内，其大无外：用之言天，则天在其中；用之言地，则地在其内；用之言人，则人不出其外。故左之右之无不逢源，诸门诸术皆可援以为说。所以阐发河洛的关键，在于揭示其潜藏着的宇宙发展运动的规律”（《河图洛书解析》致读者）。常秉义先生则说：“河图、洛书实质上是讲运动功能结构的。这种动态的、变化的充满生克之机的运动结构，既有波、粒二象性及其相关的纷纭万象，又有逼近宇宙演化发展本质的‘统一自然场’。其实还远不止这些。牛顿经典力学认为，空间和时间相互没有任何联系，并与万物的结构及其运动规律毫不搭界，这种绝对时间、绝对空间及处于其间的物质存在形式与运动状态各自为政，互不影响。而河、洛学说则认为时间坐标与空间坐标是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宇宙世界并没有超空间的时间，也没有超时间的空间或物质，时空永远是相结合的。时间产生于天体运动，天体运动的结果则体现在时间坐标上，时空之间既密合无间又彼此对应。我国古代先民正是在时空结合的基础上对宇宙及其万物进行研究的，河洛就是这种思潮的产物。由此可见，河洛之学无愧为现代物理学、天文学的滥觞”、而“河图洛书是伏羲时代的产物。那么，中国文明史再不能以文字时代来划定了，而应以河洛数理为标志上溯新的文明史。这就是说，早在七千年至一万多年以前（河洛诞生的时代），华夏土地上就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常秉义著《周易与历法》118——119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有许多对太极八卦、河图洛书来源的随意性阐述或异想天开式的推测，如有人说“伏羲取阴阳而画‘八卦’，所取要数为2、8，阴阳为2，‘八卦’为8。而原子核外的电子数也取这两数，满2则8，满8又8，再满8倍8（2×8），如此叠加，不正说明‘阴阳八卦’的理论来自于自然本身吗？”（雷元星著《周易归真》49页，四川科技出版社1999年9月版）。似乎伏羲画八卦正是根据原子核外的电子数而来。又说“明朝儒生完全可根据《说卦传》中的‘天地定位’句，把伏羲八卦次序图砍成两段，让乾阳段竖在左边，让坤阴段竖在右边，乾上、坤下，阳（男）左阴（女）右，而排成两排。然后将它们各弯成一个半圆弧，合为伏羲八卦方位图。在得到伏羲八卦方位图之后，又将八卦的爻形还原成黑白块，填充在图八B中。然后同现在画函数曲线一样，将每零块的棱角拐点进行曲线处理，便成了图八C的形态。将这种雏形进一步修整，自然就出现了现在所见的阴阳鱼图”（雷元星著《周易归真》59页）。周大明先生说“河图——反映了自然界物质衍生与运动的规律。它是颛顼帝时期，人们用五行观念推知四季生成机理时形成的。洛书——反映了自然界物质在相对静止状态时的运动规律。它来自帝尧时期人们对大龟图纹的发现。这个发现，是建立在人们对河图所描述的自然界物质衍生与运动规律的认识基础之上的。太极——是自然界物质衍变过程中，内部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作用，由无序状态向规则状态演进，达到泾渭分明时，物质内部阴阳矛盾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相互依赖，并且可能使物质性质发生转变时，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规则状态。它是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途经洛汭时，受黄河、洛河清浊二水交汇形成的漩涡现象的启发而画成的……”（周大明著《破解千古谜团——中华远古文明衍变轨迹探索》2——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等等。
这些也都是一望而知其为妄说者。周大明先生甚至还要我们相信背上刻着洛书的神龟一定会再次来到人间。他说：“笔者断定神龟的存在。正是它引出了‘龙马负图，神龟负书’的美丽传说与记载。正像绘有慧星图案的鸡蛋一样，它会有规律地来到人间，有谁能断定今世没有神龟的存在！”（周大明著《破解千古谜团》23页）。易学研究而至于此，真不知是易学的悲哀还是国人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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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严肃的研究者和著述也加入了妄说的行列，这是一般读者不容易分辨的，我们在这里略举数例加以说明。
束景南先生在《中华太极图与太极文化》（苏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说：太极图“所蕴含的科学价值早已举世公认，不仅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而且也成为东方文化的象征，人类文化与地球文明的标志。太极图的巨大科学价值不只在于它本身所描述的某种哲学观点和科学原理，而主要还在于它所象征与代表的是整体中国乃至东方的太极文化（太极哲学与太极科学），这种古老的太极文化直到今天仍具有巨大的科学生命力。太极图不仅是属于人类20世纪的原子科学革命，而且是属于未来21世纪的生命科学革命，当今科学家预言21世纪将是生命科学革命的世纪，以太极图为象征的中国太极文化（包括中华气功）已引起东西方科学家的极大兴趣与重视。太极图是对微观生命现象的描述，我相信它在未来21世纪的生命科学革命中一定会放射出更加夺目的真理光辉。”在束先生盾来，太极图不仅是东方文化、人类文化和文明的标志，而且它还是“与时俱进”的呢！现在已进入21世纪，太极图在生命科学革命、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中起着什么作用，放射着什么“真理光辉”呢？
南怀瑾先生说：“有人讲《易经》的科学，问老祖宗画卦是怎样来的？答案是观察来的，是依据科学来的。但是依我的看法，它不象是我们这一个时期的人类文化，而是上一个冰河时期的文化，发达到最高点，把科学的无数法则，归纳又归纳，最后归纳到八个简单的符号——八卦，留下来这么一点东西，而被我们的老祖宗发现了拿来用。我想我们的老祖宗，说不定还不会有那么高的智慧，达到能够创造出来《易经》的程度。《易经》的法则，随便用在哪里都通的，以现在的科学来看，《易经》的法则，用在化学上亦通，用在物理上亦通，所以《易经》的法则，真正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又说：“为什么要用六爻？因为一直到现代的科学时代为止，宇宙间的事情、物理，没有超过六个阶段的。一切的变，只能变到第六个阶段，第七个变是另外一个局面的开始。以现代科学证明，物理上、化学上、电子、原子的变，都是六个阶段，只有化学的变有七个阶段，可是化学的第七个阶段是死的，没有用的。我们的老祖宗的头脑真厉害，当时并没有仪器，不知是如何发现了宇宙间一切事物，变的阶段不会超过六个的大原则。到今天为止，把全世界的文化集中起来，亦没有超过这个范围，所以后天只用六爻变，这是我们现代的解释”（南怀瑾著《易经杂说》18页、3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南怀瑾先生的话象是调侃，一会说八卦是上一个冰河期的文化，一会说是我们老祖宗的发明，可是就有人信以为真、引以为据，以证明《易经》是“第一代人类文明”时代留下来的（见凌志轩《易经趣观》28页）。
蒋凡、李笑野先生著《周易要义》前言说：《周易》“这部闪烁着神秘灵光的传统经典，原来只是当时的巫史，用来作为占筮问卜时判断吉凶的根据或参考的一种特殊记录而已。不过奇怪的是，它自诞生之后，很快就超越了占筮问卜的浓重原始宗教氛围，在其神秘的天幕之下，包裹着无尽的知识宝藏，让炎黄子孙甚至是世界人类在千秋万代之后，仍然享用至今……只要我们把《周易》及有关的《易》学论著，摆放到纵向的历史大舞台和横向的世界大环境中，作实事求是的科学考察，并能站在二十世纪甚至是未来的二十一世纪的时代高度，重新作出理性判断和思考，那么我们坚信，《周易》神秘殿堂的大门是不难叩开的，其中的奥秘及‘遗传’密码，也将被破译。这样，它们的特殊价值及其无数的知识宝藏，将会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自我封闭中推向世界，并巍然屹立在世界文化之巅，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乔力主编《中华文化经典要义全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10月版）。根据《易经》八卦起源卜筮论，八卦本为卜筮符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易》超越占筮问卜是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其进行了哲学化的理解、诠释。但是这里由没有什么意义的占筮问卜符号很快变成了“包裹着无尽的知识宝藏”，并将使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巍然屹立在世界文化之巅”，显然，这里面没有“巫术”和“魔法”起作用是不可能的（孔子和儒家不可能将“无尽的知识宝藏”放进八卦里面）。
张其成先生批评或评介了学界对太极图、八卦、河图洛书的各种“破译”以及妄说，但他自己又搞出一些新的妄说。比如他将阴阳鱼太极图、先天八卦、后天八卦、河图洛书合成一图叫做什么“太极统一模型图”，又配上五行、天干、地支，说是“一幅宇宙生命动态结构与运行规律图”，真是莫名其妙！在中国文化中，太极图已是囊括万事万物的一幅简洁优美的图式，已是“一幅宇宙生命动态结构与运行规律图”，还配上八卦、河图洛书干什么？太极图已经搞得中国人昏头胀脑，八卦已经搞得中国人不辨东西，河图洛书已经让中国人迷迷糊糊，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已经让人觉得神神叨叨，太极八卦、河图洛书、阴阳五行的起源和本相一样也没有搞清楚，又将它们全都拚凑在一起，能够表示什么高深的意义，启发出什么科学思维、科学道理？张先生说：“如果说卦爻、河洛、太极图系统都是立足于象数中的‘二’的话，那么加入五行、干支以后，就使得太极象数系统有了‘二’与‘三’统一。五行的基数是‘三’（两对阴阳加上中土），天干、地支分阴分阳之后各为‘五’与‘六’，‘五’的基数是‘三’（与五行同），‘六’的基数既是‘二’又是‘三’（2×3=6）。五行的加入不仅使得卦爻、河洛、太极图多了一种属性，而且最关键的是增加了阴阳‘二’的中间形态及彼此关系（‘三’），这就使得整个太极系统充满了活力。‘二’与‘三’的结合、阴阳与五行的统一，完成了一个自足、稳定系统的最终建立”（张其成著《易符与易图》280页）。这些话读起来让人如坠五里云雾。不过按照张先生的思维，我们可以继续发挥：不管五也好，六也好，三也好，二也好，其基数都该是‘一’，即太极；按张先生的说法，太极图的S形曲线本来就是“三”，太极系统本来就“充满了活力”，又何必加入五行，又怎么“多了一种属性”？说去说来，搞这些东西、说这些话，除了继续将易学八卦搞得神秘、混乱、不知所云以外，有什么意思？
潘雨廷先生说：“所谓科学易者，其理论或应用在易学中所本具，或已为历代易学家所论及，基本在象数中。凡易学象数，内含各种最基本的数学原理，形成种种数学模型，自然保存有大量信息，足可与西方的各种科学相应，故决非以今日西方的科学成就加以穿凿附会”、“科学易者，可视为现代研究易学之方向”（转引自江国梁著《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58页，鹭江出版社1990年2月版）。易学象数保存有大量古代文化信息可能是真的，但说它们“足可与西方的各种科学相应”则言过其实，至少现在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后面我们将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刘长允先生也认识到，前人对《周易》的阐释、注解已经够多的了，今人应该改换一下方向。他说：“鉴于前人对《周易》已经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我们今后应以对《周易》的改造、提高和应用为主，这也符合我们时代的需要和特色。所谓改造和提高，也只有对《周易》这部书才适用，因为《周易》的卦象和卦爻辞，是完全可以进行改造的，是完全可以注入今天的科学文化等内容的”（刘长允著《步入神秘的殿堂》147页，中国广播出版社1991年8月版）。现在的易学研究不要继续将主要精力放在阐释《周易》的微言大义上，这是明智的。但是《周易》研究或谓易学研究究竟怎样转向，是否现在要转到所谓“科学易”或者应用方面，笔者以为还需要继续商量、考量。
有不少研究易学的人以及并不研究易学的人，他们认为《易经》里面的学问高深莫测，它们是超越现代科学和现代文明的，人类一旦认识或者揭谜，我们面临的所有困境和疑惑都能得到解决或解释。坚守这种观点或信仰的人常常以《易经》六十四卦与二进制的关系；与生物遗传密码的的关系；与玻尔量子力学的关系、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关系以及刘子华先生
对太阳系第10颗行星的预测为证。关于这些问题，已有学者作过一些辨正，说明事实并不是象《易经》现代科学论者所认为和想象的那样。为了使一般读者了解真相，我们这里再将相关问题作一介绍。
据英国E·J·爱顿论文《莱布尼茨、中国与二进制》及其他历史资料可知：早在1667年，二进制的创始人莱布尼茨在法国巴黎看到帕斯卡创造的一台加法机时，他便产生了要创造一台乘法机的兴趣。1679年3月15日，莱布尼茨完成了他的二进制算术初稿。1685年，法国神父白晋与洪若翰、李明、张诚、刘应等被路易十四派到中国传教。1701年，莱布尼茨写信将二进制算术理论告诉好友白晋。白晋很快回信莱布尼茨，告诉他发现中国易卦与二进制的关系，并将邵雍所传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及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从北京寄给莱布尼茨。1703年，莱布尼茨将《关于仅用0与1两个记号的二进制算术的说明并附有其效用及关于据此解释古代中国伏羲图的探讨》的论文交给他的老师毕纽恩，以便在科学院《纪要》上发表。莱布尼茨自己在《致德雷蒙的信：论中国哲学》中这样谈论二进制与易卦的关系:“我和尊敬的白晋神父发现了这个帝国的奠基人伏羲的符号的显然是地正确的意义，这些符号是由一些整线和线断组合而成……是最简单的，一共有64个图形，包含在名为《易经》的书中。《易经》，也就是变易之书。在伏羲以后，文王和周公以及著名的孔子，都曾在这6４个图形中寻找过哲学的秘密……这恰恰是二进制算术。这种算术是这位伟大的创造者所掌握面在几千年之后由我发现的。在这个算术中，只有两个符号：０和１。用这两个符号可以写出一切数字。当我把这个算术告诉尊敬的白晋神父时，他一下子认出来伏羲的符号，因为二者恰恰相符：阴爻――就是0，阳爻——就是1。这个算术提供了计算千变万化数目的最简便的方式……但是这个算术完全失传了。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代的中国以转换成二进制数、十进制数。生物学上的六十四个遗传密码子虽然与《易经》六十四卦之数相合，但它们实际上是没有内在联系的。六十四个遗传密码的发现和组成是这样的：由于组成蛋白质分子的基本氨基酸有20种，生物遗传信息由遗传物质DNA和信使RNA传递给蛋白质，DNA和RNA只有四种核苷酸（核苷酸的不同排列顺序决定生物性状的不同，四种核苷酸以四种碱基A、G、C、U来代表），这就发生了四种核苷酸如何决定20种氨基酸的问题。如果一种碱基决定一种氨基酸，那么四种碱基只能决定四种氨基酸；如果两个碱基决定一种氨基酸，四种碱基也只能决定16种氨基酸。因此有人推测，应是每三个碱基决定一种氨基酸，这样四种碱基的不同组合可以达到4的3次方即64种。这种推测后来在实验中得到证实，而且科学家还弄清了哪三个碱基决定哪种氨基酸。1966年，科学家破译了全部三个碱基组成的遗传密码，知道在四种碱基A、G、C、U的64种不同组合中，有61种可用于编码各种特异的氨基酸，另外三种核苷酸组合（UAA、UAG、UGA）是编码终止信号。如果将四种碱基A、G、C、U分别对应于易卦中的四象老阳（?? ）、少阳（??? ）、少阴（??? ）、老阴（? ），那么64个遗传密码与64卦之间就可能建立起某种对应关系。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德国学者申伯格，他在1973年出版的《生命的秘密钥匙：宇宙公式易经和遗传密码》中，首次提出遗传密码与易卦之间的对应关系。由于四种碱基与四象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多达16种，因此64个遗传密码与64卦之间也就有多种不同的对应形式，我国的潘雨廷、萧景霖、顾明、王贲胜等先生根据不同的对应规则建立了各不相同的对应形式。如果64种遗传密码与64卦之间的对应关系是科学的，或者说二者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和关联，那么这种对应关系必然具有确定性，必然应该是唯一的，而且四种碱基与四象之间的对应也应该是唯一确定的。另外，我们知道，64卦是由八卦两两相重而产生并由阴爻、阳爻两种符号组成，其每一卦中的六爻并非是由四象老阳（? ）、少阳（?? ）、少阴（?? ）、老阴（? ）中取三个相同或不同的符号组成，即64卦与64种遗传密码在结构上、组合规律上有着根本的不同。
因此说《易经》六十四卦揭示了生命的本质规律，六十四卦就是六十四个遗传密码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二者的关联仅仅是在数量上的吻合。
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的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原子结构理论，二是量子理论。1947年，由于玻尔在量子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丹麦国王破格授予他荣誉勋章。按照惯例，王室授予的勋章上应该镌刻受奖人的族徽。玻尔在设计自己的族徽时，特意选用了中国的阴阳鱼太极图，并刻上一句言”contraviasuntcomplementa”(对立即互补)以反映他在量子理论方面的一个主要贡献和思想”互补原理”（或曰”并协原理”）。由于这个原因，太极图常常被有意无意地传为与量子理论有关，或者玻尔是在太极图阴阳观念的启发下发现了“互补原理”，这些都是不符合实际的。“互补原理”是1927年玻尔对量子力学提出的一种解释，这个解释在世界第五届物理学会议上经过激烈争论最后被确定为量子力学的正统解释”，其产生则要追踪到量子理论本身的产生及发展历程上。在19世纪末，科学家已发现经典物理学理论无法解释清楚黑体辐射实验。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提出能量不连续的假定，即物质辐射（或吸收）的能量只能是某一最小能量单位（能量量子）的整数倍，这便是最初的量子理论。后来，爱因斯坦和玻尔等人用这个理论解释了一系列以前不能解释的现象，光的波粒二象性由此得以确认。1924年，法国的德布罗意提出实物粒子（电子）与光子一样，也具有波粒二象性，很快得到实验证实。1927年，海森堡提出了“不确定原理”，即在微观世界中，由于物质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人们不能用实验手段同时确定粒子的动量和位置，一个量越是确定，另一个量就越是不确定；同一年，玻尔提出了“互补原理”。由于微观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其位置和动量（速度）不能同时确定，玻尔认为：仪器应该分为测定位置的和测定速度的两类，把这两类定的结果“互补”起来，就能得到对完整认识，或者说当微观粒子表现为“波”时，就用“波”来描述，当其表现为“粒子”时，就用“粒子”来描述，二者“互补”。玻尔1937年曾到中国访问，他也许见到过中国的阴阳鱼太极图。但据有关资料，玻尔1947年设计族徽时，还是一位中国史专家柯汉娜向他建议，他才选用了阴阳鱼太极图（《中华读书报》1998年10月14日第9版）。
刘子华先生是四川简阳县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就读于巴黎大学。1930年，美国天文学家汤保发现太阳系第9颗行星-----冥王星。当时有一些天文学家认为，天王星运动中不合规律的现仍有一小部分不能用海王星和冥王星的影响来解释，因此他们认为，在冥王星轨道外还应当有一颗“超冥星”的存在。据此线索，一些天文学工作者开始了艰苦的寻找“超冥星”的工作。刘子华先生想，中国古老的《周易》是究天人之际的学问，《说卦传》也说乾为天、坤为地、离为日、坎为月，说明八卦必与中国古人对太阳系以及宇宙的认识相关，因此他决定用八卦学理来推证太阳系第10颗行星的有无。1939年，刘子华完成了《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一——颗新行星的预测》博士论文。在该文中，刘子华先生预测太阳系第10颗行星“木王星”不仅存在，而且计算出其轨道速度为2公里/秒,密度为0.424克/立方厘米，对日距离为74亿公里，运行周期817年。1940年，刘子华在巴黎大学通过了论文答辩，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赞赏。刘子华先生的研究如果得到证实，似乎是八卦为宇宙世界之总规律、八卦与现代天文学相吻合的一个确证，但实际上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其论证牵强附会和疏漏之处甚多。比如他将先天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分别与土、火、日、木、金、月、水、地八个星球相对应，然后根据先天八卦的对待原理求各组对卦星球的速度参数，这样大致得到金木（巽、震）、水火（艮、兑）两对星球的速度和基本相等，但剩下的一半对卦星球并没有这个规律，于是他在巴黎图书馆翻阅了数百本易学书籍，终于找到明朝来知德《易经图解》中的一个八卦图（刘子华先生认为是传说中的中天八卦，但据易家从《周易参同契》、《帛书六十四卦》、《京房八宫卦序》、《元包经八宫卦序》中考证，中天八卦图与刘子华先生所说即来著八卦图不一样——参见欧阳红著《易图新辩》52页；田合禄、田峰先生则以后天八卦图为中天易，与来著八卦图更相去甚远——参见田合禄、田峰著《中国古代历法解谜》459——460页），将乾离（土、日）、坤坎（地、月）四卦所对应的星球两两相合，然后作为一对卦星球得其速度和即四卦四星球的速度和大致与前面所言两组对卦星球速度和相等，这便是其八卦宇宙论的证据之一。又如他将巽、震、兑、艮四单卦、复、临、遁四重卦及其所对应的金、木、火、水四星与天王星、木王星、冥王星、海王星分别视为四母卦四子卦、四母星四子星，然后纳入先天八卦图式，按乾、兑、离、震为天部，巽、坎、艮、坤为地部，求天地两部阴爻爻数的比值为1.75（实际天部阴爻数为13，地部阴爻数为11，得不出1.75），“木王星”的速度为1.189（与根据先天八卦对应八星球按对待原理求出的“木王星”速度为2相差接近1倍），而且天地两部总速度、总密度的比值都是1.75，天部总速度与总密度的比值，地部总速度与总密度的比值也都是5.638，这是其八卦宇宙论的又一证据（参见：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学》，四川科技出版社1989年版；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第10颗行星的推定》，曹展硕、吴恒昭主编《易学世界》第一辑，中国哲学文化出版社）。总之，即使太阳系第10颗行星完全按照刘子华先生的预测得到发现，它或者可以说明大自然和宇宙星空存在着某种和谐，但却并不证明先天八卦或其他什么卦图反映了太阳系或者宇宙的根本规律，因为刘子华先生对八卦图、八卦原理作了个人的改造、拼凑和理解。
1986年，《光明日报》和《科技智囊》多次报道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易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千古《河图》与八卦关系的解译”，宣称“终于揭开了《河图》与八卦关系这千古之谜的谜底”（《光明日报》1996年11月20日第八版；《科技智囊》1996年第10期）。该研究是在清代江永“圣人则河图画卦图”及其论说基础上的延伸，指出江永之图有以下几点失误：a、按阴阳理论，河图中奇数白圈为阳应表示阳卦，偶数黑点为阴应表示阴卦，但按江永的确认阴坤之卦为白圈1，阳艮之卦为黑点6，表现出明显的阴阳与奇偶不对应。b、按阴阳平衡原则，阴阳两仪所生四卦不仅卦、爻应平衡对称，所生卦数也应平衡，但按江永确认的河图四象数即太阳1（? ）、少阴2（?? ）、少阳3（?? ）、太阴4（? ）考察，阳仪四卦乾、兑、离、震之数总和为24，阴仪四卦巽、坎、艮、坤之数总和为16，阴阳两仪卦数不等。c、江永确定河图四象之时，每象推出八卦的规则不统一，即太阳象与少阴象按一种规则，太阴象与少阳象又按另一种规则。四象生八卦之规则不统一，便带有附会性质，也谈不上科学性和客观性。d、按江永的确认，河图八卦方位中乾卦对应震卦、兑卦对应离卦、坤卦对应巽卦、艮卦对应坎卦，无论是先天八卦还是后天八卦，均无这种对应关系。课题组认为“江永的失误在于简单地将四象的顺序之数当作其本数”，但四象序数与四象本数是不同的；课题组认为四象本数的排列是：阳仪所生二象太阳、少阴的本数应为1、4，阴仪所生二象太阴、少阳的本数应为2、3，即太阳1（? ），少阴4（?? ）、少阳3（?? ）、太阴2（? ）。经过这样的调整，课题组就“揭开了《河图》与八卦关系这千古之谜的谜底。”
课题组的成果发表后，很快就有学者提出反诘：“为什么以1、2、3、4配四象？为什么以1、2配太阳、太阴，以3、4配少阳、少阴？并没有可靠证据——按《易传》所载大衍法推算四象的配数，倒应为6、7、8、9；按象数之理，‘太’为多，‘少’为少，倒应该是3、4配太阳、太阴，1、2配少阳、少阴。再从八卦配数看，既然阳卦配奇数、阴卦配偶数，为什么阳卦的震、坎配的是6、2，阴卦的离、巽配的是1、7？可见自相矛盾的地方实在太多。更重要的是宋代的十数河图原本是五行生成数图，1、2、3、4、5生数与6、7、8、9、10成数相配的五方排列，表达的是五行的生成、运行过程以及生克关系等涵义，建构了一种时空合一的宇宙模型，而在如此的‘破译’中，震（木）居南方为夏时，坤、艮（土）居东方为春时，巽（木）居北方为冬时，显然彻底破坏了原河图五行、五方、五时的系统性、合理性，从而丢弃了十数河图时空统一、五行生成的精华”（张其成著《易符与易图》295页）。田合禄先生同样指出课题组也将离阴之卦配合奇数白圈1、震阳之卦配合偶数黑点6，同样“表现出明显的阴阳之性与奇偶之数的不对应”，并没有解决“阳卦数偶、阴卦数奇的矛盾”，因而其结论就不是正确的。他认为江永《河洛精蕴》一书对前人正确判断出河图中含有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作了肯定，而江永也找到了一种判别确认河图四方象的科学方法，“古人曰圣人则河图洛书画八卦的说法是正确的，江永提出的河图四象之数也是正确的……圣人首先依河图生数成数分阴阳画出后天八卦次序图，然后依河图之纵横画出先天八卦次序图，最后以洛书列出先天八卦方位图，而与后天八卦方位图无关”，课题组并没有读懂江永（田合禄、田峰著《中国古代历法解谜》535——545页）。
按照江永确认的河图四象之数太阳1（?? ）、少阴2（? ）、少阳3（?? ）、太阴4（? ）能够做到“观数即可以知卦，观卦即可以知数”。江永确实是在河图生成数与八卦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有机的联系（北大课题组尚没有做到这一步），但这种联系完全靠一系列人为的规则维系，没有那些规则，河图与八卦之间便没有任何联系。实际上，无论江永还是北大课题组对河图与八卦关系的破译，都不过是为了将河图与八卦联系在一起而必须要做的一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之类的工作而已，或者说这种研究根本上就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伏羲则河洛画八卦本来就是一个没有真实性的命题、一个假命题，甚至它就是一种妄说（限于篇幅，此处不作深入讨论，可参见拙著《伏羲画卦·河图洛书源流考》）。这种研究能够进入北大国情研究中心课题组真是匪夷所思！
1992年，河南省巩义市周易研究会会长、河南省社科院河洛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于长君先生公布了他关于“太极图”形成新发现的重大成果：他通过实地考察黄河与洛水交汇地区，认为太极图是洛水流入黄河时，一清一浊，两水交汇形成的漩涡图，伏羲画卦时由此得到启发而创作了阴阳鱼太极图。后来，北京思维研究所在河、洛地区考察也得出同样的结论，认为太极图是“仿生”的结果。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研究“成果”竟然得到易学界、文化界不少学者的附会、认同。“为了保证资料的完整性和可信性，现全文抄录如下”（转自周大明著《破译千古谜团》32——34页）：
关于于长君同志首次发现
“太极图”形成新说评论意见
代表中华民族智慧结晶的“太极图形”，是伏羲依据黄河洛河清浊二水交汇形成的漩涡现象有感而画的。这是河南巩义市周易研究会会长、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洛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于长君同志经过八年的实地考察，首次发现后，所得出的结论。其间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新发现，曾与河南省易经科学研究会会长董应周同志沿黄河视察，在郑州黄河游览区上游十公里处，发现黄河漩涡，面积约五平方公里。而河洛交汇处，黄河水浊、洛河水清，远远看去，黑白相间，夏秋大水之时所形成的漩涡，正是一幅壮观的“太极图形”。这一重大发现，又经河南省气功科学研究会的王保俊同志，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王兵翔同志，河洛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廖永民同志，安阳周易研究会会长段长山同志，洛阳周易研究会会长蔡运章同志，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仁民同志，河南省博物馆名誉馆长许顺湛同志，河洛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张维华同志，河洛文化研究所所长康树森同志，副所长赵玉安、李书声、崔耀银同志，巩义市周易研究会名誉会长李永亮同志，秘书长马子芳同志，顾问吴友悌、张绍文、孙宪周、张鑫奇同志，北京思维技能研究所兼河洛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许国泰同志，台湾中华太极馆董事长宋志坚先生，台湾易道学会王工文先生，新加坡易学学会会长沈树圭先生，中国周易研究会会长唐明邦教授等专家、学者共同认定。1992年5月，在河洛文化研究所发现大型新石器文化遗址新闻发布会上，于长君同志首次公布了“太极图”形成新发现这一研究成果。“太极图”是伏羲根据黄河、洛水二水汇流形成的漩涡有感画成的，这是一个新发现，是国内外易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太极图”形成新发现，把传说中的宋代陈抟所画所传“太极图”、朱熹派弟子到四川民间寻访“太极图”这一太极图诞生年代推前了几千年，揭开了中华文化源泉之谜。
继此，于长君同志又经过实地考察发现：位于洛讷地区的“伏羲台”，北边面对河洛，南边背依“莲花山”，千古流传“连山”这一史实，认为伏羲面对河洛、背依连山创八卦，重为六十四卦，传至夏代，定名为连山易，是伏羲在河洛连山之畔完成了“易”的最初构思。至商代为“归藏易”，至周代为“周易”，成为中华文化之源。“连山易”定名新说，被国内外许多专家认为是一个新发现。《易·系辞上》中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依此，中华文化之源的“河图”、“洛书”、“太极图”、“八卦”、“连山易”都可能诞生在洛讷地区，河洛地区是中华传统文化产生的重要地区之一。
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河南省易经科学研究会
河南省巩义市周易研究会
河南省社科院河洛文化研究所
这个关于太极图和八卦产生的“成果”认定是够隆重、够权威的，但它也是够荒唐、够滑稽的。笔者不想在这里论证这种荒唐和滑稽。国人应该还记得，1989年广东游客潘鸿忠到乐山旅游时，发现凌云山、乌尢山和东岩山组成了一尊远比乐山大佛更大的巨佛，乐山大佛只不过是巨佛身上的一尊小佛而已。论年代，乐山大佛甚至佛祖释迦牟尼也远远晚于凌云山、乌尤山、东岩山构成的佛像，因为后者可达千百万年乃至亿万年。潘鸿忠老人没有能力组织专家来论证、附和乐山大佛甚至释迦牟尼佛祖源于凌云山、乌尢山、东岩山所组成的佛像，恐怕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老人会觉得这种论证和认定显然过于荒谬和滑稽，非寻常思维所能想到。我以为于长君先生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勇气可嘉，但我为中国易学界和文化人理性精神的缺失、思考能力的缺失感到真正的悲哀！
当代中国易学研究的种种弊端诸如捕风捉影、臆断妄说、胡乱猜测等等表明，易学界接触考古资料、考古学不仅必需、必要，而且应是当务之急！
后记：本人将《伏羲画卦》一书作完之后，感到有许多话要说，不吐不快，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作了这篇《当代中国易学研究反思录》，也许它并不很全面、深入、公允，但可管窥一豹。目前的情况表明，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甚至史前考古、史前文化研究来说，易学（特别是象数易学）及与之相关的远古天文历法研究、史前文化传承方式研究显然是一个关键环节，易学介入考古，是双方面的需要。当然，这些都是个人观点。不妥之处，欢迎批评！
感谢陈久金、庞朴、田合禄、张政烺、连劭名、吕绍纲诸位先生！
感谢本文所提到或批评的所有前辈及同辈专家、学者！
感谢中国的考古事业和考古工作者！
文章来源：
http://www.12news.cn/newsshow.asp?newsid=3626
